文章核心观点 - 国际货币体系正经历从美元主导向多极化方向的深刻演变，其两大基础——全球化和金融化——正被逆全球化和去金融化趋势所取代 [2][3][20] - 货币形式的创新（如平台货币、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是这一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逻辑是私人部门创新与政府监管的互补关系 [2][4][8] - 美国正试图通过加密货币战略（如推广美元稳定币）作为应对财政赤字和美元地位下滑的货币化延伸渠道，但该战略面临多重阻力 [2][33][35] - 在此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不必过度依赖资本账户开放，而应更重视发挥中国在实体经济、制造业贸易和平台货币方面的比较优势 [2][57][58][62] 从国家货币到私人货币：货币形式的演变 - 货币形式可从两个维度理解：商品货币（如金银）与信用货币（如银行存款），以及私人货币（如早期银行券）与国家货币（如央行发行的基础货币）[4] - 现代商业银行存款因存款保险和央行最后贷款人制度而具有公私合营属性，不再是单纯的私人货币 [4] - 数字货币同样适用此框架：比特币被视为数字黄金（商品货币），稳定币是基于美元信用的私人货币，央行数字货币则是典型的国家货币 [5] - 货币功能之争在于商品货币论（支付手段最重要）与国家货币论（记账单位最重要），后者认为货币是公权力的产物 [6][7] 三类数字货币的性质与特征 - **平台货币**：依托网络效应发展，如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将支付与平台功能绑定，打破了传统银行在支付领域的主导地位 [9] - 中国在平台货币领域具备先发优势，2024年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网络支付业务金额达331.68万亿元，日均处理36.7亿笔 [10] - **央行数字货币**：其财政和金融属性关键取决于是否付息，付息型CBDC可能削弱商业银行信贷能力，加速去金融化 [11][14] - **稳定币**：运行模式类似“狭义银行”，要求持有1:1高流动性资产（如美国国债）作为储备，市值占所有稳定币总市值的90%以上 [5][15][18] - 稳定币存在脆弱性，其私人发行属性可能导致挤兑风险，例如2023年硅谷银行倒闭后USDC曾快速脱锚 [43] 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已发生转变：逆全球化和去金融化 - 过去40余年美元体系的基础是全球化和金融化，但全球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从效率转向安全）和去金融化趋势加剧 [20][21][24] - 逆全球化体现为中美科技竞争、全球产业链调整以及贸易包容性下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产成品生产和出口中心 [24][25] - 去金融化体现为债务从私人部门转向政府部门，资产从金融资产转向实体资产，货币投放方式从内生（信贷）向外生（财政）转变 [27][28][29] - 俄罗斯卢布在金融制裁下逆势升值，体现了实体资产（如能源）重要性上升，削弱了金融资产的主导地位 [30][32] 美国的加密货币战略：财政与金融的结合 - 美国将加密货币战略视为应对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延伸渠道，美元稳定币的扩张可直接转化为对美国国债的需求 [35] - 美元利率从接近零升至约4%，为稳定币发行机构提供了几乎无风险的显著利差，激励其供给扩张 [38] - 该战略面临阻力：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监管反弹，且稳定币本身的私人信用属性存在技术漏洞和挤兑风险 [42][43] - 美国提议建立加密资产战略储备的构想存在逻辑悖论，政府介入可能削弱加密资产去中心化的核心价值，并带来经济和社会风险 [45][50][51] 地缘经济新形势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迈进 - 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将更趋多极化，支付体系方面，双边、多边及区域货币协作机制的重要性将上升 [55] - 安全资产供给方面，美国频繁的金融制裁削弱了其国债作为安全资产的吸引力，美元优势地位呈现削弱迹象 [56] - 中国可发挥平台货币的比较优势，利用其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场景和网络效应，平台货币经济属性强、金融属性弱，符合中国实体经济优势 [57][58][64] - 央行数字货币可作为额外支柱，通过多边合作（如m-CBDC Bridge）建设新型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应对在位国际货币的内生优势 [59] 思考与启示 - 人民币国际化不必一切以资本账户开放为着力点，应更重视中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和科技创新 [62] - 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在数字经济发展上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这是未来重要的竞争优势 [57][61] - 应对美国加密货币战略，应大力推动平台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并利用央行数字货币的外生力量支持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