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2025年，全球化进入新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供应链安全受重视，给中国企业全球化带来不确定性[1] - 面对新形势，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全球化的主力，其高质量出海对应对挑战、把握机遇至关重要[4][5][52] - 报告通过分析国有企业出海历程、经营特点及优劣势，旨在为其在新形势下实现全球化突破提供参考[6][70] 国有企业全球化发展历程与模式演变 - **1978–2000年：起步与探索** 改革开放后，外贸体制变革，国有企业开始对外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及海外投资，部分大型国企实现海外上市[9][10][11][12] - **2001–2012年：规范与扩张** 中国加入WTO后，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大幅增加，后期监管加强，出台多项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并开始构建海外合规体系[13][14][15][16] - **2013年至今：深化与协同**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有企业积极在共建国家拓展业务，出海模式从个体转向“抱团出海”，以联合体形式推动大型项目落地[17][18][19] 国有企业全球化经营特点：销售与投资 - **海外销售规模大但占比不高** 2022-2024年，上市国有企业平均境外业务收入超过60亿元，但仅32.47%的企业境外收入占比均值超过20%，业务重点仍在国内[21][22][25] - **重资产行业海外销售突出** 银行、石油石化、建筑、煤炭、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国有上市企业境外收入均值高于总体平均水平，在海外市场表现强劲[29][31] - **上海特定行业竞争力强** 上海汽车与零配件行业的7家上市国有企业，2022-2024年境外收入规模均值显著高于非上海地区，上汽集团、华域汽车等是主要贡献者[36][40] -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比高** 2014-2023年，国有企业占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比重始终维持在45%以上，2023年为52.2%，是对外投资的主力[42][43] - **上海市属国企投资聚焦“一带一路”** 2018-2023年，上海市属国企境外投资超1000亿元，重点流向包括非洲在内的“一带一路”地区，并在电力生产等领域有亮眼表现[50][51] 国有企业出海的优劣势分析 - **融资能力强** 在统一监管下，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强，金融机构偏好高，2024年国有上市企业资产负债率中位数为52.72%，显著高于民营和外资企业，为海外投资提供资金优势[53][54][55] - **组织性强利于抱团出海** 统一的监管使国有企业更有组织性，易于实现“抱团出海”及与民营企业合作，共享资源以应对成本上升、行业“内卷”等地缘政治风险[58][59] -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国有企业经营规范，较早关注社会责任，ESG评级表现优于民企和外企，华证ESG评级中46.39%的国企达BBB级及以上，有助于提升海外市场认可度[61] - **跨文化管理存在挑战** 国有企业的特殊属性使其在雇佣外籍人员担任海外机构管理人员时有所顾虑，尽管海南、上海等地已开始试点外籍人才担任国企法定代表人[63][65][66] - **易受地缘政治影响** 国有企业常被视为国家代表，在海外投资尤其是涉及敏感行业或资源时易受审查和限制，如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失败，以及近年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升级带来的阻碍[67][68][74][76] 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全球化的建议 - **完善投前研究** 充分利用融资优势，同时在投资前进行充分研究，以应对海外市场的针对性审查，防止投资失败和资产流失[71] - **聚焦友好国家市场** 继续深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减少地缘政治风险；在开拓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时，可探索技术合作、绿色投资等可持续的共赢模式[71] - **加强国内外合作** 通过引入海外企业合作、建立合资企业提升本土化经营能力；利用组织性优势，深化与国内企业的抱团出海及产业链协同，增强整体竞争力[71] - **建设“社会责任履行”品牌** 在海外品牌宣传中，强调企业对当地社会的贡献和履行的社会责任，利用较高的ESG评分提升品牌在海外市场的接受度和认可度[72] 国有企业在美国与“一带一路”市场的实践 - **美国市场：模式多样但阻力增大** 历史上，国有企业尝试过产品出口、技术许可、策略性投资等多种模式进入美国市场，但地缘政治影响显著，近年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升级增加了国企拓展市场的难度，2022年有五家央企启动自美退市[74][75][76] - **“一带一路”市场：开放融合但存不确定性** 国有企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主力，模式包括推动交通互联互通（如运营中欧班列、承建港口）和深化能源领域合作，项目开放融合紧密，但当地政权更迭（如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及“债务陷阱”质疑等政治经济环境复杂性带来系统性挑战[77][78][79][8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