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特征与挑战 - 当前宏观经济呈现传统菲利普斯曲线“失效”现象，本质是短期冲击与长期结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疫情同时冲击供需两侧，而老龄化进程加速对通胀形成持续抑制 [5] - “内卷式竞争”的根源在于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生产率增速放缓、投资回报率下降、市场规模收缩，企业陷入低水平竞争，延缓增长动能转换并可能抑制创新 [6] - 人口结构转型导致“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现象并存，产业结构升级带来技能错配，同时居民收入增长预期不稳定抑制消费意愿，导致通胀率偏低 [5] 人口结构转型的具体压力 - 人口问题的核心是“长期低生育率”与“快速老龄化”双重挤压，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降至人口替代水平2.1以下，当前处于世界低位，劳动年龄人口将持续减少 [8] - 老龄化压力集中在财务、人力与服务多维度，老年抚养比快速上升考验养老基金可持续性，老年人照护需求激增但专业照护人员缺口巨大 [8] - 中国面临“未富先老”特征，2023年人均GNI约13660美元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相当，但老龄化率达15%远超世界平均的10%，已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需在经济发展水平未达高收入国家情况下提前应对老龄化挑战 [8] 消费潜力受人口结构抑制 - 人口结构对消费的抑制作用显著，青少年消费率高但人口数量减少，大龄劳动者（40-59岁）因赡养责任和预防性储蓄消费能力被挤压，老年人受劳动参与率低、社会保障不足等因素影响消费能力和意愿较弱 [9] - 若不针对性施策，消费对“十五五”时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拉动作用将难以充分发挥 [9] 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 - 就业市场呈现三大新特征：一是就业增量“新形态化”，2023年城镇个体、私营和非单位就业达3.1亿人，灵活就业人员2亿人，2022年新就业形态人员约8400万 [10] - 二是劳动力流动“内卷化”，外出农民工增速放缓且跨区域流动比重下降，劳动力更多本地或周边就业，这种“回流式流动”可能导致整体生产率增速下降 [10] - 三是重点人群“年龄两端化”，青年群体（20-24岁）失业率高，大龄劳动者（50岁以上）劳动参与率低，而中间年龄群体（30-49岁）就业匹配度高但占比下降 [11] AI对就业的影响与应对 - AI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是必然趋势，2012年以来就业市场累计新增岗位1.7亿个，净增1.1亿个，显示市场具备调节能力 [12] - 关键是通过制度设计降低冲击、放大红利，如借助AI建立普惠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灵活就业者，并利用AI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效率，通过大数据匹配岗位与劳动力、开展精准技能培训 [12] 收入分配改革与“投资于人”路径 - 当前收入分配核心症结是城镇内部不平等成为主要堵点，源于技术进步与结构转型的“双刃剑”效应 [13] - 解决路径包括：提高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强化劳动力市场制度；加大再分配力度，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将基尼系数降至0.4以下；树立“家庭本位”理念，提供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以减少家庭支出压力 [13] - 投资重心应从“物”转向“人”，提升人力资本是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HDI指数0.8以上）的关键，具体着力点包括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占比、改善教育资源配置均衡性、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城市公立学校体系 [14] - 教育、健康领域是“正确的AI应用方向”，AI赋能教育资源均衡化与医疗精准化，既能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又能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