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关系紧张与关税新政 -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月17日突然宣布对包括德国、法国、英国、瑞典在内的八个北约成员国部分出口商品加征高达10%的关税 [1][3] - 该关税政策与政治目的挂钩 要求相关国家同意美国提出的购买格陵兰岛计划 若欧洲未能在6月1日前明确回应 税率将进一步上涨 [1][3] - 此举被欧洲多国政府强烈谴责 认为其违背北约合作精神并破坏信任基础 是北约成立77年来未有的激烈情况 [3] 德国的战略反应与对美态度 - 德国对美国政策深感震惊并表达不满 其象征性派遣至格陵兰岛的15人部队在抵达不到两天后即全部撤离 被视为一种政治姿态 [5] - 德国与法国支持战略自主 主张欧洲应摆脱对美国单方面安全保障的过度依赖 [6] - 面对美国要求将军费开支提升至GDP的5%等压力 德国认为美国正将北约集体安全义务转化为可讨价还价的服务 [6] 德国深化对华关系与经济考量 - 德国总理默茨计划于2月24日至27日首次访华 并将携带高级别经济代表团 [7] - 在德国面临出口疲软和制造业压力时 对华出口依然保持增长 中国市场对德国汽车、机械、化工等关键产业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7] - 此次访问是德国为寻找多元稳定外交支点的战略选择 旨在拓展外交空间并谋求更可靠的国际合作关系 [7][9] 全球格局变化与德国战略转向 - 德国的向东看选择意味着全球力量格局正悄然变化 德美裂痕暴露导致北约凝聚力发生微妙动摇 [3][9] - 在西方盟友间信任动摇及美国政策不可预测的背景下 德国正试图超越传统跨大西洋框架 寻找新的平衡点 [9] - 默茨的访华之行被视为德国对未来国际格局的深刻判断和重新定位 可能成为全球大变局中的重要注脚 [10]

文章核心观点 - 德国在政治外交上表现积极有为，但经济持续低迷，形成显著“温差”，这反映了德国正处于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内政外交转型期 [3][5] 德国内政外交转型 - 内政方面，政党格局因大选发生极大变化，主流政党被边缘化，左翼党及右翼民粹的德国选择党给政坛带来新冲击 [4][5] - 经济上，德国已连续数年陷入低迷，尚未走出低谷 [5] - 社会方面，移民/难民问题冲击欧洲整体安全形势 [5] - 外交上，新政府的外交风格与战略考量发生变化，相较以往变得更加积极有为 [5] 默茨政府的外交战略与行动 - 默茨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是“做大做强德国与欧洲”，使德国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承担更多责任，这与上届政府相比是显著变化 [7] - 默茨提出了外交安全政策改革的“三步走”方案：恢复德国话语权和行动能力、重获全球伙伴信任、确定并实施战略重点，目前已迈出第一步 [7] -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利益至上”政策及对欧洲的批评，深深刺激了德国主流建制派，促使默茨政府认识到只有实力强大才能获得美国尊重并开展平等对话 [7] - 默茨批评上届政府在欧盟事务中碌碌无为，强调德国必须改变在欧盟部长理事会中经常投弃权票的局面，并扭转内部纷争公开化的局面 [7] - 在俄乌冲突调解中，默茨主动组局协调欧洲国家力挺乌克兰与华盛顿斡旋，此举在德国建制派和媒体中获得好评，被视为德国领导力和影响力的体现 [8] 德国经济现状与政府举措 - 德国经济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下滑，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缩水0.3%和0.2% [3] - 受对美国出口明显下滑等因素影响，2025年德国经济预计仅增长0.1%，较秋季预测的0.2%增幅再度下调 [3] - 默茨政府提振经济的主要政策包括：设立5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特别基金、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加速数字化转型 [9] - 2024年7月底，61家德国顶尖企业及部分国际企业在“为德国制造”倡议峰会上承诺，到2028年投资6310亿欧元以提升德国经济竞争力并加速增长 [9] - 政府还举行了汽车和钢铁行业峰会，旨在拯救承载上百万就业岗位且作为德国工业重要象征的传统制造业 [9] - 政策成效有限的原因包括投资效果需要时间检验，以及国际环境不利，如美国政策引导制造业回流及特朗普关税政策引发的欧美贸易摩擦波及行业复苏 [9] - 据德国机构分析，2026年德国经济应会好转并实现一定增长，默茨政府的政策预计能发挥一定作用 [9] 中德关系展望 - 默茨新政府目前处于适应期，更聚焦内政与提振经济，加上需调整欧美关系及协调俄乌冲突，改善对华关系尚未成为当前首要议题 [10] - 随着政府工作逐渐调整到位，改善对华关系将顺理成章提上议事日程，默茨总理有望在2026年实现首次访华 [10] - 德国企业在华拥有巨大利益，无论在技术还是市场层面，预计未来德国企业会更积极地推动政府与中国对话，以解决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分歧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