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 宜昌市西陵区综治中心组建了一支由退休人员组成的“银发力量”调解团队 该团队利用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沟通智慧 通过诉前调解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司法压力 并传播了互谅互让的价值观 是德治在现代社会的具体实践 [2][3][5][6][10] 调解团队构成与工作方法 - 调解团队由6名退休人员组成 退休前职业包括企业经理、人社干部、人事主管等 [2][5] - 调解员顾平（69岁）擅长“共情法” 通过引导双方换位思考化解纠纷 例如成功调解一起因西服不合身引发的消费纠纷 [3] - 调解员方业寿（74岁）擅长“冷静法” 通过让冲突双方情绪“降温”后再沟通 成功化解一起拖欠多年物业费并曾发生肢体冲突的纠纷 [3][4][5] - 调解员徐宏林（56岁）擅长“迂回法” 通过寻找第三方关联方进行沟通 成功为9名被拖欠工资的网络主播每人争取到800元补偿 [5] 司法系统面临的“案多人少”压力 - 2025年 宜昌全市法院受理案件81,391件 同比上升13.23% [6] - 宜昌全市法院法官人均结案176件 工作量居高不下 基层法官经常加班 [6][7] - 在湖北某市州 一个法官平均每天需要审理约2起案件 工作压力巨大 [8] - 一场官司通常花费一两万元 平均耗时半年左右 给当事人带来巨大负担 [9] 诉前调解的效益与价值 - 诉前调解能将金额不大、事实简单的矛盾化解在司法程序前端 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9] - 调解不仅缓解司法压力 更在过程中传播宽容、诚信、互谅的价值观 对社会风尚产生无声教化作用 [10] - 参与调解的当事人（如西服纠纷店主）表示 调解过程使其认识到加强情感沟通的重要性 有助于改善生意经营 [10] - 社会学专家指出 诉讼虽权威但成本高、周期长且易加剧对立 而“爷爷奶奶”调解队方式灵活包容 追求“息讼止争”和“以和为贵” [10] - 吸纳有经验、有威望、有热情的退休人员参与调解 能让公平正义以更灵活温暖的方式实现 是德治的具象化 [10]

文章核心观点 - 衢州市通过“南孔”有礼解纷体系建设 将千年礼治智慧与现代法治精神深度融合 探索“有礼善治”的新路径 其核心优势在于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效能 构建“情理法交融、防调治一体”的治理生态 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注入文化赋能的力量 并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提供实践样本 [1] 价值引领机制 - 将南孔文化“礼让谦和、和睦相处”的价值理念通过“典故明礼”“伦理溯源”等具象化表达 转化为群众可感知的解纷共识 使治理目标从“政府要求”转化为“群众自觉” [1] - 基于文化认同的解纷方式突破“非黑即白”的对抗思维 引导矛盾双方从“寸土必争”转向“以礼相待” 实现“法结”与“心结”的双重化解 最终达到“礼让三分 事了人和”的目的 [1] 规范转化机制 - 将南孔“礼治”理念嵌入解纷全流程和全场景 形成“礼待、礼辩、礼让、礼和”四步解纷工作法 [2] - 引导基层单位将礼治融入具体工作 例如柯城法院构建“换位知礼、典故明礼、法理融礼、践诺达礼、源治育礼、自治守礼”的“六礼工作法” [2] - 将“红白喜事一餐制、彩礼限额”等礼治要求写入村规民约 并将履行情况作为村级荣誉评选依据 实现“软约束”与“硬规则”的协同 破解“情理法脱节”的基层治理困境 [2] 生态培育机制 - 以“有礼驿站”“共享法庭”为阵地 融入《论语》节选、南孔祭典元素 打造“以文化心、以礼聚人”的解纷场景 [3] - 通过激活文化载体与培育文化骨干催生基层治理内生动力 例如常山县达塘村以“早上好”问候文化培育“村务大家议、村事大家干”的氛围 柯城区荷花街道以楼道微信群将礼治理念传递至末梢 [3] - 形成“文化凝聚—主体激活—共治生成”的培育机制 让群众从治理“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文化路径 [3] 源头预防机制 - 推动解纷体系从“末端补救”向“源头预防”升级 体现“治未病”的治理智慧 [4] - 通过文化浸润预防风险 例如柯城区法院在审理数千件停车费纠纷类案时 援引“和气生财”理念发出司法建议 推动建立“温馨提醒—短信劝导—信用预警”三级机制 从源头减少纠纷产生 [4] - 实现“调解一案、治理一片”的效能 呼应新时代“枫桥经验”“抓早抓小、就地化解”的核心要求 为基层治理从事后应对向事前预防转型提供新思路 [4]

书籍核心观点 - 本书是一部理论专著，核心在于钩沉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揭示儒家“治道”长盛不衰的根源及其现代转化的基石 [3] - 本书完成了关键问题转换：探讨在中国自身的文化土壤中，何种“治道”被证明是有效的，其内在逻辑何在 [3] - 本书将儒家政治智慧还原为一套植根于特定文化土壤、以“人心”为枢纽的治理技艺 [7] - 本书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并示范了一种研究范式：深入文明的深层结构，探寻植根于自身文化土壤的现代性之路 [9] 对传统观点的反思与新的解释框架 - 反思牟宗三“政道”与“治道”之辨，指出其背后潜藏着“政体决定论”的误区，即误以为移植理想政体即可解决治理难题 [3] - 提出东西方政体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自生自发的，政体好比骨骼，而决定机体运作的是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 [3] - 引入文化心理学作为核心工具，认为在表层制度背后存在如“河床底部岩石”般稳定的“集体无意识” [4] - 从“集体无意识”中提炼出三大“文化预设”：此世取向、关系本位、团体主义 [4][5] 三大文化预设的内涵 - **此世取向**：中华文明将感官所及的现世视为唯一且终极的真实，思想注重“务为治者”，致力于在此世内部寻求秩序 [4][5] - **关系本位**：中国人是在亲疏远近的关系网络中定义自我、寻求安全感，个体意义嵌入在与他人的相互依赖中 [5] - **团体主义**：作为关系本位的延伸，个人倾向于在更大的集体（家族、国家）中寻求身份认同和庇护，构成了对“大一统”政治格局持久向往的深层动因 [5] - 儒家能脱颖而出，在于它最深刻地体察并回应了这三大预设，提出了一套契合中国文化心理的社会整合方案 [5] 儒家治道的结构模型与核心命题 - 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型”方法，为儒家治道建构了一个四层结构模型：最高预设、基本原理（天下、文明、大同）、基本原则（德治、贤能、礼法、风化等）和具体措施 [5] - 这套体系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有效的治理权威是以德性、礼俗为载体的心理整合力量，即触动人心“软实力”，而非纯粹的强制力 [5] 对“德治”与“礼治”的重新阐释 - 反驳将“德”比附为神秘力量的观点，提出“德”的本质是一种真心关心、帮助他人的行为所引发的心理感应，关键在于行为背后的“发心”是否真诚以及能否被感知 [6] - “德治”关乎内在品性，其效果在于产生“心悦诚服”的感激 [6] - 将“礼治”重新定位为一种适合中国土壤的“软制度”，它承认并尊重人际关系的差异（“分”），又要求在差异中表达敬意（“敬”） [6] - “礼”缘人情而制，诉诸内心耻感，因而比抽象的法律条文更具约束力，是构建外在秩序的核心 [6] 儒家治道面临的现代挑战与转化路径 - 现代社会是由市场逻辑、现代国家逻辑和社群逻辑构成的复合体，这挑战了传统儒家治道所依赖的文化预设 [7] - 市场逻辑以功利计算和契约交换为核心，持续侵蚀基于人情的“关系本位” [7] - 现代国家逻辑以普遍权利和程序正义为基石，从根本上挑战了传统“团体主义”及“礼治”的差序原则 [7] - 探讨儒家“治道”的“现代意义”，核心议程在于协调上述三种不可通约的逻辑，构建一种“软硬互补”的良性机制 [8] - “硬约束”须为“软制度”划定底线：现代法治的刚性要为礼俗的运作提供权利保障框架，在个体基本权利受侵犯时，司法体系必须介入 [8] - “软制度”能为法律注入温度与智慧：在大量民事纠纷中，植根于社会生活的“礼俗”资源（如社区调解、行业惯例）往往比司法程序更能修复社会关系 [8] - 这种软硬结合的治理难题具有全球性，本书为全球性的治理对话提供了极具分量的“中国经验”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