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核心与定位 -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管理办法》于2026年2月16日起施行，旨在预防洗钱、恐怖融资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融资活动，规范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 [1] - 该《办法》在我国反洗钱法律体系中属于“具体执行层面的规范文件”，细化和补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执行环节，为义务机构在风险识别、尽职调查、报告等环节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指引 [1] - 该《办法》承担配套落地功能，对反洗钱相关旧规进行替代与更新，旨在把“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讲清楚，推动制度从文本走向流程、从原则走向操作 [2] 监管协同与执行要求 - 该《办法》由央行牵头八部门联合发布，跨部门协同信号明确，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效率，并与国际反洗钱实践中的跨部门合作机制趋同 [3] - 跨部门协作将特定非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也纳入进来，整合各自优势，有利于实现部门间积极联动，并鼓励了反洗钱措施的创新 [3] - 执行层面需关注的名单对象包括三类：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并公告的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名单；外交部发布的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通知中涉及定向金融制裁的组织和人员名单；中国人民银行认定或会同国家有关机关认定的，具有重大洗钱风险的组织和人员名单 [4] - 机构需要关注的官方名单数量与类型明显增加，既包括涉恐与联合国制裁决议，也可能涉及不可靠实体清单、出口管制对象等更广义的管控信息 [4] - 《办法》提出更高的识别要求：不仅要对本机构客户进行名单匹配，还要对客户交易对手进行监控，并涉及对控制权、股权关系的穿透识别 [4] 行业挑战与技术应对 - 机构在交易监控中面临数据挑战，例如一笔转账交易中，银行对付款人信息掌握更完整，但对收款人信息往往仅能看到姓名与账号，若仅依赖姓名匹配，重名将成为高频“误报源” [5][6] - 名单更新的时效性已成为执行能力的一部分，在动态更新要求下，机构需要更高频的采集与校验机制，而非过去“每周、每月下载一次名单”的模式 [6] - 目前实践中，中大型金融机构已很少完全依赖“自建采集”，而更多借助专业数据服务机构提供全量名单数据与更新服务，并在更新后对存量客户与存量交易进行再校验 [6] - 对中小机构和新纳入义务范围的特定非金融机构而言，名单更新带来的挑战更为突出，未来可能更倾向于通过行业协会、行业自律组织或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承接部分名单管理能力，以降低自建成本和履责门槛 [6] - 反洗钱系统需要在毫秒级完成筛查，确保风险不高的交易无感通过，一旦命中高风险线索，再触发预警并进入人工复核流程，筛查环节通常可通过接口在毫秒级完成 [7] - 未来值得期待的变化来自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匹配与甄别”环节的应用，通过AI赋能，将“高风险少数”从“海量交易”中精准识别，并尽可能减少对正常交易的干扰 [7] 数据共享与创新应用 - 在数据的共享机制上仍有持续优化的空间，例如企业所有权信息的公开，信息透明度的穿透可以帮助机构识别看似正常业务背后可能存在的高风险洗钱的个人或者实体 [3] - 应鼓励一些创新技术的应用，例如可以用AI进行一些风险业务的判断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