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韩国极右翼势力近年来持续活跃与复杂化 其崛起与特定的政治氛围 社会分裂 经济幻灭感及宗教影响密切相关 并可能长期导致韩国政治极化 对公共议程和社会包容性构成挑战 [2][4][6][8][9][10] 韩国极右翼的规模与人口特征 - 截至2025年9月 约有14.3%的选民被归类为极右翼群体 在18岁以上受访者中 这一比例已达约21% [4] - 极右翼在20多岁青年以及70岁以上老年群体中最为集中 在20多岁男性中比例高达33%左右 显著高于同龄女性的约22% [4] - 经济层面 极右翼在月收入100万韩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与1000万韩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中均较为突出 [4] 极右翼的构成与活动形式 - 目前韩国极右翼主要由四股力量构成：以新教为核心的部分极右翼宗教团体 以“自由大学”等为代表的极右翼青年组织 与美国保守势力存在接触的韩国极右翼网络 以及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阴谋叙事的极右翼视频博主 [4] - 活动形式上 早期以老年保守群体为主体的“太极旗”集会仍在持续 而青年团体在司法议题抗议 主要商业区示威 网络社区以及社交平台上的存在感和组织性已经显著增强 [4] - 新教极右翼团体大体分为三派 并炮制选举舞弊等阴谋论 青年团体“自由大学”曾举行集会 声称“戒严是正当的” [5] - 自称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韩国版”的KCPAC以及“建设韩国”等组织 与美国保守势力存在不少联系 旨在将“让美国再次伟大”逻辑移植给韩国新教青少年群体 [5] - 随着活动日益活跃 不同极右翼势力的交集也在扩大 一些新教组织的牧师也参加“自由大学”以及“建设韩国”的活动 [6] 极右翼的意识形态特点 - 韩国极右翼与欧美极右翼的意识形态基础不同 其核心叙事更多与长期国家安全话语 半岛问题以及美国驻韩军事存在密切相关 [6] - 当前韩国的极右翼团体融合了民粹主义 阴谋论 文化怨恨以及对自由民主本身的敌意 其支持基础较少依赖于连贯的意识形态 更多是依靠情感动员 具体表现为煽动反女权主义 反移民情绪 鼓吹宗教民族主义 并以道德绝对主义排斥社会多元文化 [6] - 韩国极右翼政治的兴起植根于该国极端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历史传统 保守派政治力量构建了一个由有极右翼倾向的民间团体 宗教组织及出版机构构成的网络 以深度动员民众参与政治 [7] 极右翼崛起的社会经济根源 - 年轻男性选民与老年民众是韩国极右翼倾向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的群体 背后是这两大群体所共有的“经济幻灭感” [8] - 在非正规就业占据主导的劳动力市场中 年轻人面临获得稳定职位的激烈竞争 社会保障体系的相对缺失加剧了竞争压力 同时 女权主义的兴起强化了部分年轻男性的相对剥夺感 [8] - 韩国的社会福利体系难以应对快速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 该国老年贫困率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常年位居榜首 官方数据显示 韩国超过38%的老年人生活在相对贫困中 这一群体还保有对历史上意识形态对立的鲜活记忆 [8] 宗教影响与制度化表达 - 韩国保守派新教教会 尤其是亲美福音派 已成为该国极右翼的枢纽之一 他们通过传播反性别多元化理念和反共叙事 为排斥自由派政治提供了带有神学色彩的理论框架 [9] - 极右翼牧师全光焄曾举行集会 公开赞扬前总统尹锡悦 并鼓动信徒反对弹劾他 “太极旗”集会则将爱国符号 宗教圣诗与政治口号融合 [9] - 部分政治人物与极右翼舆论保持频繁互动 并在特定议题上接纳其动员逻辑 使得一些极端言论得以进入公共政策议程 在尹锡悦执政期间 极右翼舆论在部分场合获得了公开表达的渠道 一些极端主张甚至被赋予“合法政治意见”的外衣 [9] 潜在影响与挑战 - 韩国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并未因尹锡悦被罢免而终止 它仍在持续重塑韩国政治格局 [10] - 极右翼针对女性 移民 少数群体及外交政策的极端叙事 可能长期干扰公共议程的设置与政策制定的方向 从而进一步削弱韩国社会的包容性与政治制度的合法性 [10] - 极右翼叙事正试图渗入制度层面 未来可能在国家安全 教育文化等关键政策领域形成持续性的舆论压力 或导致韩国政治长期处于高度极化的紧张状态 [10] - 外交领域 韩美两国极右翼势力网络相互联动 影响力可跨境延伸 其信息渠道甚至可直接抵达美国总统层面 如何应对这种跨国联盟带来的挑战已成为一项严峻课题 [10] 政府的应对与结构性挑战 - 李在明政府已采取多项措施应对极右翼崛起 包括谴责毁坏“慰安妇”少女像的行为 提及调查部分干涉政治的新教团体 以及下令严厉打击仇视外国人的集会 [11] - 催生当前政治乱象的结构性问题 如新自由主义带来的经济不平等 深刻的代际隔阂 日益尖锐的性别对立 以及激进化的宗教右翼势力 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韩国社会之中 构成长期挑战 [11]

拉美新右翼的兴起与定义 - 拉丁美洲正进入2025年至2026年的关键选举周期，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和巴西等国将选举新总统，阿根廷今年10月也将举行议会选举，这一系列选举将决定该地区的政治与经济走向 [1] - 拉美“新右翼”的兴起始于2018年博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接着2019年布克尔在萨尔瓦多当选总统，到2023年米莱和诺沃亚分别当选阿根廷、厄瓜多尔总统，布克尔于2024年连任，诺沃亚也于今年成功连任，分析认为“右翼浪潮”正在冲击拉美的“粉红色浪潮” [2] - 外界一般将阿根廷现总统米莱、萨尔瓦多现总统布克尔、厄瓜多尔现总统诺沃亚、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等划归为“新右翼”范畴，其兴起表明拉美地区政治力量对比继续演化，左右之争趋于白热化，政治钟摆开始向右倾斜 [3] 新右翼的意识形态与策略 - “新右翼”通过刻意攻击“政治正确”，批评进步理念，既与左翼划清界限，也与传统右翼相区别，其将社会文化维度置于社会经济维度之上，并将社会文化不平等问题政治化，旨在动员社会中的富裕群体以及在道德议题上持保守观念的普通民众 [4] - “新右翼”普遍倡导对犯罪采取严厉的惩罚性政策，并将公众对犯罪与公共安全问题的关切政治化，以批评带有不同政治色彩的政府，并将自己塑造成“唯一愿意采取极端措施解决问题的政治选项” [5] - 为了适应新环境，拉美“新右翼”复杂地融合了回归秩序与反现状的形象，并将矛头对准社会文化领域，其在社交媒体上通过恶搞、挑衅、围攻等方式让进步派对手疲于防守，并赢得了大量年轻人的支持 [7] 新右翼兴起的背景与驱动因素 - 拉美左翼的“黄金时代”日渐式微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大宗商品价格繁荣期结束以及腐败丑闻被政治化 [5] - 传统右翼的衰退也促进了“新右翼”的兴起，当传统右翼无法提出能广泛吸引选民的政策方案时，便会产生“代表性真空”现象，“新右翼”势力则借机吸取选民 [5] - 拉美“新右翼”受益于全球极右翼抬头的大环境，全球政治保守化推动拉美“新右翼”渐起，二者形成“相辅相成”关系，并通过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与全球右翼联动 [6] 关键选举周期的政治博弈 - 智利将于今年11月进行总统选举，民调显示来自中左翼共产党的珍妮特·哈拉将对战极右翼共和党候选人卡斯特，卡斯特成为智利大选民调数据中的一匹“黑马” [8] - 拉丁美洲左翼面临双重危机：温和的中左翼势力失去了其政治魅力与吸引力，21世纪初兴起的左翼力量似乎也失去了曾经的动力 [9] - 拉美多国的民调显示，相当比例的民众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应对社会安全以及政治分裂等问题，预计未来拉美地区“左右翼”博弈加剧，政治“拉锯战”更频繁，社会撕裂更深化 [9] 新右翼面临的挑战与左翼的韧性 - 除了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外，拉美“新右翼”均尚未成功推行其政治项目，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因策划政变获刑27年零3个月，米莱的执政未来将部分取决于阿根廷今年10月的议会选举 [10] - 左翼仍能代表拉美广泛的社会群体，拥有相当强的动员能力，“新右翼”的部分激进性，正是源于对左翼重拾自信、转入攻势的恐惧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