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政策与治理框架 - 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强新污染物治理”列为年度重点工作 标志着治理工作从“实施”进入“加强”的加速推进阶段 [1] - 新污染物主要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等 具有危害严重、风险隐蔽、环境持久、来源广泛、治理复杂等特征 [1] - 四川省已于2022年12月印发《四川省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 明确14项重点任务 旨在建立健全治理体系并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1] 工业领域的绿色实践 - 宜宾市以建设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先行区为统领 持续推进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评价和示范工作 [1] - 宜宾市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13个 并获批省级零碳工业园区试点2个 这些举措有效减少了新污染物的产生 [1] 农业领域的防控与循环经济 - 九寨沟县每年预算专项资金用于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和处置 全县共建有回收点127个 实现了所有乡村全覆盖 [2] - 九寨沟县大力推进太阳能杀虫灯、可降解虫害色诱板等绿色防控技术 旨在减少农药使用 [2] - 通过减少农药使用和生产绿色农特产品 九寨沟县成功发展了“后备箱”经济 2023年实现了旅游“千万人次百亿收入”的历史新高目标 [3]

政策与规划 -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深入推进新污染物治理 [1] - 厦门市强化新污染物协同治理，探索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管控 [2] - 厦门市出台相关规定和技术导则，在项目引进阶段提前开展科学评估，并推进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管理与环评排污许可融合 [7] 新污染物定义与来源 - 新污染物主要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等 [2][3] - 新污染物具有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征 [3] - 日常生活中常见来源包括：涂料、皮革（可能含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部分日化产品（可能含内分泌干扰物）、医疗领域抗生素、轮胎磨损颗粒及化纤纺织品释放的纤维（属于微塑料） [4] - 随意丢弃的塑料可能形成粒径小于5毫米的微塑料 [3] 治理方法与技术 - 治理新污染物的绿色方法是源头替代，但不易实现 [5] - 需要加强生产环节和末端处置的全生命周期管控 [5] - 厦门市环境监测站已配备相关设备，具备11类19项新污染物的检测能力 [7] - 高精度检测仪器能在30分钟内检测出样品内部分全氟化合物的含量，但需要12小时的前处理工作 [6] - 2025年，厦门市新能源电池行业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试点项目入选生态环境部第三批新污染物治理试点项目清单 [6] 企业实践与案例 - 一家电子产品制造公司在《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发布后，排查发现其焊料清洁溶剂中含有新污染物二氯甲烷，并花费半年时间完全实现了原料替代 [4][6] - 该公司每月生产约500万台各类产品，变动任何工艺、材料都需严谨验证 [6] - 厦门陆海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的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处理的物料中60%以上是塑料，通过智能分选系统将其分选为16个细分品类以回收制成再生材料 [3] - 分类后的低值废塑料经过加工可变成再生塑料颗粒，替代从石油中提炼的原生塑料颗粒 [8] 公众参与与生活方式 - 公众可减少使用含潜在新污染物的产品，如减少塑料制品使用，优先选择可降解替代品 [8] -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回收，有效回收塑料制品能减少环境中塑料废弃物总量，从而减少微塑料产生 [8] - 2023年《厦门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导目录》修订，将纸塑铝复合包装、泡沫塑料等从其他垃圾调整至可回收物类别，以推进低值可回收物应分尽分 [8] - 公众可关注政府发布的新污染物治理信息，对政策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并普及相关知识 [9]

新污染物定义与范畴 - 新污染物是指具有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征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对生态环境或人体健康存在较大风险 [2] - 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新污染物主要包括国际公约管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等 [1][2] - 微塑料更为常见，粒径小于5毫米，来源包括轮胎磨损颗粒、化纤纺织品释放的纤维以及未及时收集处理的塑料废弃物 [2][3] 新污染物治理的挑战与方法 - 治理新污染物需要提升检测和管理水平，进行从生产、使用到废弃的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管控 [4] - 源头替代是绿色的治理方法，但不易实现，因生产、使用到废弃的各环节都可能导致新污染物泄漏 [4] - 新污染物在环境中的浓度通常极低，检测面临挑战，例如检测部分全氟化合物需要12小时前处理及30分钟仪器分析时间 [5] - 当前许多新污染物的危害机制和长期影响尚未完全明确，科研人员仍在持续开展相关研究 [5] 企业与政府治理实践 - 企业积极响应政策，例如一家电子产品制造公司在《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发布后，排查并耗时半年完成对含有二氯甲烷的焊料清洁溶剂的原料替代 [3][5] - 政府通过制定行业技术规范、建立化学物质清单管理等措施推动企业技改升级，例如厦门市新能源电池行业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试点项目于2025年入选生态环境部试点项目清单 [5] - 厦门市出台相关规定和技术导则，在项目引进阶段提前开展科学评估，一体推进有毒有害化学物质与环评排污许可管理融合，并指导完善企业环境风险全流程管理机制 [6] - 厦门市环境监测站已配备新污染物检测所需设备，具备11类19项新污染物的检测能力 [6] 循环经济与公众参与 - 塑料制品的合理回收和重复利用能减少环境中塑料废弃物总量，从而减少微塑料产生，例如分类后的低值废塑料可经处理变成再生塑料颗粒，替代原生塑料 [7] - 厦门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处理的低值可回收物中，60%以上是塑料，通过智能分选系统可将其分选成16个细分品类以回收制成再生材料 [2] - 公众可通过减少使用含潜在新污染物的产品（如塑料制品）、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回收、购买环保产品等方式参与治理 [7] - 政府修订分类目录引导公众参与，例如2023年《厦门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导目录》修订时将纸塑铝复合包装、泡沫塑料等从其他垃圾调整至可回收物类别 [7]

政策与治理框架 -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深入推进新污染物治理 [1] - 厦门市强化新污染物协同治理，探索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管控 [1][4] - 厦门市出台相关规定和技术导则，在项目引进阶段提前开展科学评估，一体推进有毒有害化学物质与环评排污许可管理融合 [6] - 厦门市将持续探索形成源头禁限、过程减排、末端治理的全过程环境风险管控模式，加强跨部门协同监管、信息共享和联动执法 [8] 新污染物定义与来源 - 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新污染物主要包括国际公约管控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等 [1][2] - 新污染物是指具有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征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2] - 新污染物来源广泛，包括电子产品制造中使用的焊料清洁溶剂（如二氯甲烷）、涂料、皮革、日化产品、工业废弃物、医疗抗生素以及轮胎磨损颗粒、化纤纺织品释放的微塑料等 [3] 行业实践与企业行动 - 一家电子产品设计和制造公司在《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发布后，排查并替换了含有二氯甲烷的焊料清洁溶剂，耗时半年完成原料替代 [3][5] - 该公司每月生产约500万台各类产品，对工艺和材料变动进行严谨验证，包括第三方成分检测和实验室效果验证 [5] - 厦门市通过制定行业技术规范、建立化学物质清单管理等措施，推动企业技改升级，以提升环保形象和品牌价值，增强市场竞争力 [5] - 2025年，厦门市新能源电池行业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试点项目入选生态环境部第三批新污染物治理试点项目清单 [5] 技术研发与检测能力 - 当前许多新污染物的危害机制和长期影响尚未完全明确，科研仍在持续 [5] - 新污染物在环境中的浓度通常极低，检测需要使用高精度设备、标准方法及标准物质 [5] - 厦门市环境监测站中心实验室配备新污染物检测所需的前处理和分析仪器设备，已具备11类19项新污染物的检测能力 [6] - 该实验室使用的高精度检测仪器能在30分钟内检测出样品内部分全氟化合物的含量，但需要12小时的前处理工作 [5] 循环经济与公众参与 - 厦门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处理的低值可回收物中，60%以上是塑料，通过智能分选系统将其分选成16个细分品类以回收制成再生材料 [2] - 分类后的低值废塑料经过多道工序变成再生塑料颗粒，可替代从石油中提炼的原生塑料颗粒 [7] - 2023年《厦门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导目录》修订，将纸塑铝复合包装、泡沫塑料等从其他垃圾调整至可回收物，以推进低值可回收物应分尽分 [7] - 公众可减少使用含潜在新污染物的产品（如塑料制品），优先选择可降解替代品和环保产品，并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回收 [7] - 公众可关注政府发布的新污染物治理信息，对政策实施进行监督，并普及相关知识以推动社会共治 [8]

城市更新与旗舰项目谋划 - 当前北京城市更新项目较多聚焦基础改善，但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品质旗舰项目 [3] - 建议系统谋划一批具有引领性和示范性的城市复兴旗舰项目，此类项目具有能级高、产业链长、带动面广、特殊性强等特征，是城市复兴的“标杆样板” [3] - 建议以区为单元打造旗舰项目，每个区明确1-2个重点方向，最终形成国际-城市-地区三个层级的旗舰项目体系 [3] 韧性城市建设与基础设施 - 建议系统性提升防洪排涝能力，结合地理空间数据和历史灾情信息精准识别风险，加快“海绵城市”建设与存量设施现代化改造 [4] - 建议强化能源、交通等生命线系统的冗余备份与互联互通，构建多源互补、灵活组网的能源供应体系，提升电网、燃气管网在极端条件下的自愈与恢复能力 [4] - 建议推动关键交通节点和走廊的冗余设计，确保部分设施受损时城市交通大动脉和微循环仍能保持基本运行 [4] - 建议将应急避难场所、应急救援设施等建设纳入相关地方性法规，完善应急物资储备与配送制度 [4] 公共服务数字化与“时间可视化” - 在排队问题突出的医院、机场、景区等公共服务窗口存在“盲等”现象，公众在未知等待中产生焦虑 [5] - 问题的关键在于跨部门的统筹协调和数据整合，医院、机场等场所内部流程复杂、信息系统多元，形成了“数据孤岛” [5] - 建议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政务和数据局牵头制定全市统一的“时间可视化”系统建设指导意见，明确技术标准、数据接口规范和时间节点 [5] - 建议优先在医院和交通枢纽强制推广，将“时间可视化”作为公共服务场所标配，整合各环节数据让群众对全流程等待时间心中有数 [5] - 建议设立市级专项资金支持重点场所先行先试，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项目，如在三甲医院、首都机场等形成示范效应 [6] - 在推广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机制 [7] 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 - 建议尽快建立美丽北京评价目标指标体系，量化美丽北京建设要求，作为衡量未来十年建设成果的标尺 [8] - 建议研究设定“十五五”期间的阶段性目标，对PM2.5、VOCs、新污染物管控等实现难度大的目标，其时序进度应适度超前 [8] - 2025年北京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首次“破30”，为27微克/立方米，建议推动PM2.5浓度持续下降 [8] - 针对移动源治理成为空气质量深度改善瓶颈的新形势，建议采取综合性举措加快存量燃油车“油改电”工作，并升级智慧交通管理系统减少拥堵及怠速排放 [8] - 建议重构重点水体生态环境功能，系统提升河湖环境承载能力，增加水生态环境韧性 [9] - 建议尽快构建新污染物监测体系，编制排放清单，建立动态更新的优控新污染物数据库，并加强绿色替代产品与削减去除技术研发 [9] 轨道交通发展与站城融合 - 北京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已达909公里，但站点周边尚有很大提升空间，部分多线换乘站与城市功能耦合度不高 [10] - 建议加强站点周边功能集聚，重点推动“轨道微中心”落地，引导重大产业、医疗与教育资源围绕轨道站点布局 [10] - 目前全市仅24%的车站与周边建筑实现连通，出入口连通率仅为10%，建议系统推进站点与周边公共建筑、重要功能区的互联互通 [10] - 目前北京市既有线路以普线为主，旅行速度偏低，多条外围新城线平均旅行速度约42.1公里/小时，与国内外同类城市存在差距 [11] - 建议加快推动22号线（平谷线）、19号线二期等新建轨道交通快线建设，同时加强既有线网存量改造，通过提速改造、开行大站快车等方式提高轨网出行效率 [11] - 应深入推进轨道与公交“两网融合”，构建以轨道为骨干、公交微循环为补充的一体化服务体系 [11] 数据共享与“数智法治” - 建议将“数智法治”作为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效能的战略支点 [12] - 建议明确数据共享免责机制，探索制定《北京市公共数据共享授权运营与尽职免责清单》，用制度给敢于共享数据的干部“吃定心丸” [12] - 建议在全国率先建立“行政算法备案与伦理审查制度”，对涉及市民重大权益的自动化决策算法进行上线前的合法性、公平性审查 [12] - 建议引入大模型技术对12345市民服务热线数据进行深度法治分析，通过数据挖掘发现执法中的共性短板和政策堵点，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的跃升 [12]

文章核心观点 - 2020年至2025年发布的三版《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推动了环境监测技术向精准化、智能化、多场景化发展，覆盖大气、水、土壤、碳排放等多元领域 [1][2] - 目录的迭代升级体现了环境监测需求的演变，从常规污染物监测拓展至特征污染物、生态参数、碳排放及新污染物监测，形成了多维度、全要素的监测体系 [18] - 技术装备的分类（开发类、应用类、推广类）及其更新路径，共同指向了行业向“监测+预警”、自动化、智能化及综合解决方案转型的趋势 [7][8][11][12][16][17][18] 根据相关目录分别进行总结 开发类装备技术方向迭代 - **2020版**：以常规及特定污染因子监测为核心，聚焦颗粒物、低浓度烟尘、甲醛等常规大气污染物，以及入海水质、海洋生态、鸟类多样性等生态监测，装备功能以基础指标检测为主 [7] - **2023版**：拓展至专项与新兴领域，新增船舶大气污染物动态监测、高精度温室气体监测、土壤成分智能检测机器人、氙的富集监测装置，监测对象向特征污染物延伸 [7] - **2025版**：紧扣双碳目标与风险预警，布局高精度臭氧激光雷达、水质毒性预警装备、固定污染源碳排放连续监测系统、VOCs泄漏检测仪等，突出“监测+预警”功能，并兼顾低功耗与智能化设计 [8] 应用类装备升级路径 - **2020版**：侧重核心污染指标监测装备的推广应用，如大气气溶胶激光雷达、机动车尾气遥感、水华预警系统等，满足污染排放监管基础需求 [11] - **2023版**：强化生态与气象联动监测，新增测风激光雷达、温室气体在线监测系统、水生态栖息地高光谱扫描成像监测系统，拓展至气象参数与生态栖息环境监测 [12] - **2025版**：聚焦监测流程智能化与标准化，推出全自动土壤样品制备装备、水质检测机器人、大气监测设备钝化技术装备、细颗粒物有机碳元素碳分析仪等，提升监测前处理、维护及分析效率 [12] 推广类装备更新趋势 - **2020版**：以基础监测仪器与常规系统为主，如激光雷达臭氧监测仪、机动车尾气遥感系统、离子色谱仪、水质自动监测系统等，旨在构建环境监测基础网络 [17] - **2023版**：突出污染溯源与智能化监测，新增气溶胶高度探测仪、VOCs及恶臭异味在线监测系统、颗粒物组分自动监测系统、水污染预警溯源仪、湖泊水库巡查无人平台，强化“监测-溯源-预警”一体化能力 [17] - **2025版**：强调智能化、一体化装备推广，新增水环境智能采测一体化装备、量子点光谱水质监测设备、基于AI技术的浮游生物自动监测装备，推动水环境监测向原位实时监测转变 [18] 环境监测行业发展趋势与市场机遇 - 监测体系从常规污染物向特征污染物、生态环境参数、碳排放及新污染物等新兴指标延伸，形成“大气-水-土壤-生态-碳排”多维度全要素体系 [18] - 监测对象从工业固定污染源拓展至船舶、机动车等移动源，以及饮用水源地、市政排水、湖泊水库、核工业、石油化工等多元生态与特殊场景 [18] - 监测模式从人工采样、定点监测升级为无人平台、机器人、遥感监测等自动化、智能化模式，提升监管时效性与全面性 [18] - “双碳”目标下，固定污染源碳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等装备需求激增，火电行业改造市场潜力较大 [20] - 新污染物治理政策推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VOCs泄漏等专项监测装备放量 [20] - 智能化、国产化成为核心增长点，AI、量子点光谱、物联网等技术融合催生智慧监测系统，核心传感器等“卡脖子”领域国产替代加速 [20] - 全国监测网络持续扩容，长江经济带等重点区域水质自动监测站密集布局，工业园区、跨境环境合作等新兴应用场景拓展行业市场规模 [20]

政策与战略重要性 -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环境风险防控，深入推进新污染物治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新污染物治理”作为今年推动全面绿色转型的重点任务之一，这体现了政策层面对该领域的一贯重视，是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健康的行动指南，关乎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两大战略的实施 [1] -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新污染物治理工作与“十五五”规划建议的部署一脉相承 [1] 新污染物定义与特征 - 当前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新污染物主要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四大类 [1] - 新污染物通常具有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风险隐蔽性等特征，来源分布广泛，迁移转化过程复杂 [1] - 常规污染物治理手段无法实现对新污染物的全过程环境风险管控，对生态环境安全和人身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1] 行业现状与风险 -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新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环境风险日益凸显 [2] - 新污染物主要来源于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中国在产在用的化学物质超过5万种 [2] - 部分地区的大气、水、土壤中已监测出一定含量的环境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等新污染物，其潜在的环境健康风险不容小觑 [2] 治理进展与体系构建 - 国家通过专项前瞻研究、印发行动方案、纳入攻坚考核等措施，强化了新污染物治理的顶层设计 [3] - 已从法规制度、标准规范、管控体系、治理行动、科技支撑等方面，初步构建了新污染物治理体系的“四梁八柱” [3] - 已完成122个重点行业中4000余种潜在高风险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情况调查，并对14种类具有突出环境与健康风险的新污染物实施了禁止、限制、限排等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管控措施 [3] 国内外研究对比 - 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新污染物治理领域起步较早，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监测体系与法律框架，例如美国环保署自20世纪90年代起系统开展风险评估，欧盟通过《水框架指令》推进管控 [4] - 中国对新污染物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聚焦在检测识别、风险评估、排放溯源、去除技术、生态毒理等方面 [4] -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新污染物的污染源特征、迁移扩散规律、分布特征、环境健康、风险防控等研究仍有待加强 [4] 面临的科技难题 - 全球关注的新污染物超过二十大类，每一大类又包括数十种或上百种化学物质，每年新增速度很快，加之研究基础薄弱，治理难度大 [5] - 关键技术难题一：对新污染物筛选识别关键技术空缺，传统监测技术难以有效监测识别微量或痕量的新污染物，监测技术不完善、成本高 [5] - 关键技术难题二：新污染物环境赋存规律揭示不足，对其在不同介质中的存在状态、分布规律、生成机理、排放特征、迁移转化等研究有待加深，区域污染特征与迁移转化机制尚不清晰 [5] - 关键技术难题三：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方法模型基础薄弱，生态毒理危害机理不清楚，暴露预测模型面临监测数据稀缺、暴露途径复杂、本土化参数缺乏等问题，尚未建立评估与管控制度及相关标准规范 [6] - 关键技术难题四：高效净化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供给不足，常规治理工艺难以满足需求，在整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发展绿色低碳治理技术与装备方面研发不足，在环境友好型替代品的筛选和研发方面需加强 [7] 未来科技发展建议 - 建议一：研发新污染物快速精准监测与识别技术，突破识别和溯源技术瓶颈，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集成研发快速精准的一体化监测与识别技术和装备，满足在线实时监测和快速识别的需要 [8] - 建议二：揭示新污染物产生—排放—迁移—转化演变机制，通过科学实验阐明其从源头释放到环境中的多介质分布、迁移路径、转化过程及最终归宿的演变规律 [8] - 建议三：突破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的关键技术，在源头加强微生物、超滤、生态修复、纳米技术、塑料等源头控制和绿色替代技术研发；在过程控制上研发促进清洁生产、绿色制造的关键技术；在末端治理上研发基于纳米材料、吸附等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的治理技术 [9] - 建议四：构建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评估与管控技术体系，加强对典型新污染物环境基准、毒理、“源—汇”和人群暴露特征的研究，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暴露预测模型和数据库，完善相关政策、标准、法规，构建跨介质、多路径、复合型的评估体系 [9]

法规体系建设 - 出台《黑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共48条 将农药包装废弃物等产生量较大的固体废物环境管理措施纳入其中 在明确政府及部门责任、规范危险废物贮存期限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1] “无废城市”建设 - 指导哈尔滨、大庆、伊春制定“无废城市”建设年度计划 着力打造“无废冰城”“无废油城”“无废林都”等特色模式 [2] - 哈尔滨与长春、沈阳、大连签订《东北四市“无废城市”共建战略合作协议》促进区域协同共建 [2] - 大庆油田第一采油厂“含油污泥资源化、无害化无废生产模式”入选工信部、生态环境部双重认定的“无废企业”典型案例 [2] 危险废物监管与能力提升 - 建立“县级自查、市级评估、省级抽查”的规范化管理机制 “十四五”期间实现对全省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评估全覆盖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的评估合格率稳步提升 [2] - 每年发布危险废物等固体废物投资引导性公告 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2] - 组织开展危险废物“点对点”定向综合利用、废铅蓄电池和小微企业危险废物统一收集试点 推动降低收集处置成本 [2] - 举办首届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实战比武 有效提升管理质效和人员实战能力 [2] 区域协同治理 - 2022年与吉林省签订危险废物跨省转移“白名单”协议 简化审批流程 [3] - 2023年推动“三省一区”签署区域危险废物联防联控联治合作协议 扩大“白名单”企业数量 [3] - 2024年持续深化“白名单”机制 跨省转移审批从“常规流程”简化为“白名单快速通道” 跨区域转移效率显著提升 [3] 企业服务与源头管控 - 发布《致全省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单位的一封信》《关于废矿物油、废铅蓄电池等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的告知书》有效强化源头管控 [3] - 出台《危险废物严管+服务十项措施》 建立“一对一”便企帮扶机制 提供远程政策指导等优质便捷服务 依法明确企业环保主体责任清单 梳理企业填报事项 帮助和引导企业主动落实守法责任 [3] 新污染物治理 - 建立新污染物治理协调机制并定期召开会议 统筹各行业新污染物治理工作 推动《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重点任务落实 [3] - 完成2023—2025年度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 并强化结果应用 [3] - 建立新化学物质生产加工使用定期通报机制 强化登记效能 [3] - 认真履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国家要求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全部淘汰 [3] 未来规划 - 下一步将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固体废物、重金属污染和新污染物治理工作 [4]

政策背景与目标 - 名录出台是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污染物治理系列部署的具体行动 包括党的二十大 二十届三中全会 二十届四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相关要求 [1] - 政策目标是到2035年实现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并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1] - 名录制定是推进落实《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国办发〔2022〕15号文件的重要举措 [1] 名录编制原则与目的 - 编制重点筛选应优先实施环境风险管控的化学物质 主要目的包括为水 气 土壤中有毒有害污染物及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的风险管理提供基础支撑 以及提升公众和企业对化学物质环境与健康危害的认识和管理水平 [2] - 编制综合考虑化学物质的环境与健康固有危害 潜在环境暴露水平 国际管控情况等多种因素 并结合中国国情和国际经验 [2] - 本期筛查评估重点考虑具有持久性 生物累积性 以及水生慢性毒性1类 致癌性1或2类 致突变1或2类 生殖毒性1或2类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1类和内分泌干扰性等高危害化学物质 特别是国内外已实施严格管控的物质 [2] - 编制过程秉持开放性原则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并多次组织专家研讨会和行业咨询会 [3] 名录涵盖物质与相关行业 - 名录共收录23种类化学物质 包括1,1,2,2-四氯乙烷 三(2,3-二溴丙基)磷酸酯等致癌物 双酚A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等内分泌干扰物 以及长链全氟羧酸及其盐类和其相关化合物等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3] - 所涉化学物质关联石化 塑料 橡胶 制药 纺织 染料 涂料 农药 皮革 电镀等多个行业或领域 [3] - 部分社会关注度高但未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的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 如全氟聚醚磺酸钾F-53B 全氟丁基磺酸PFBS等 未被列入本名录 但其生产 使用和进口需遵守《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 [3] 管理要求与企业应对 - 名录为相关化学物质的生产使用企业提供了加强环境风险管理的过渡期 准备期和预警期 [4] - 相关企业应主动认识潜在环境与健康风险 采取工艺升级改造 强化三废处理 加强环境排放控制 并积极研发推广环境友好替代品以降低环境风险 [4] - 目前国家对名录中化学物质的管理主要依据相关法规要求 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实施排污许可管理 落实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等 [5]

政策背景与目标 - 政策出台是落实党中央关于新污染物治理系列部署的具体行动 包括党的二十大 二十届三中全会 四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相关要求 [2] - 政策核心目标是到2035年实现新污染物环境风险有效管控 并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2] - 《名录》的制定是推进《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的具体举措 旨在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安全 [2] 名录编制原则与过程 - 编制工作秉持“开放性”原则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并多次组织专家研讨和行业咨询会 [4] - 编制重点筛选应优先实施环境风险管控的化学物质 旨在发挥“发动机”作用 为多介质环境风险管理提供基础支撑 [3] - 编制过程结合国情与国际经验 综合考虑化学物质的固有危害 潜在环境暴露水平及国际管控情况等多种因素 [3] - 筛查评估重点考虑具有持久性 生物累积性 以及水生慢性毒性1类 致癌性1或2类 致突变1或2类 生殖毒性1或2类 特异性靶器官毒性-反复接触1类和内分泌干扰性等高危害化学物质 [3] 名录涵盖物质与行业 - 《名录》共收录23种类化学物质 [5] - 收录物质包括1,1,2,2-四氯乙烷 三(2,3-二溴丙基)磷酸酯等致癌物 双酚A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等内分泌干扰物 以及长链全氟羧酸及其盐类和其相关化合物等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5] - 涉及行业或领域广泛 包括石化 塑料 橡胶 制药 纺织 染料 涂料 农药 皮革 电镀等 [5] - 个别社会关注度高但未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的物质 如全氟聚醚磺酸钾（F-53B） 全氟丁基磺酸（PFBS）等未被列入 其生产 使用和进口需遵守《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 [5] 对企业的影响与管理要求 - 《名录》为相关生产使用企业提供了“过渡期”“准备期”和“预警期” 促使其未雨绸缪 加强环境风险管理 [6] - 相关企业应主动采取工艺升级改造 强化“三废”处理 加强环境排放控制 并积极研发推广应用环境友好替代品 [6] - 目前国家对名录中化学物质的管理主要依据相关环境影响评价 排污许可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等政策文件要求执行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