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两次关键转变 - 中国哲学在先秦时期经历了两次方向性转变，奠定了其三千年的基本精神格局，第一次是从“天命神学”走向“人文自觉”，第二次是从“王官之学”走向“百家争鸣” [2][3][4] 中国哲学发展的七个阶段 - 中国哲学可划分为七个连贯阶段：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和乾嘉朴学，前一阶段持续为后一阶段奠基 [6] - **先秦子学**：是中国哲学的真正源头，诸子百家思想深度与原创性达至巅峰，提出了涵盖宇宙、人生、政治、伦理等基本问题 [6] - **两汉经学**：儒家学说从一家之言历经近四百年发展，上升为主流国家意识形态，并完成制度化与经学化，核心是“注经” [6][7] - **魏晋玄学**：哲学探讨转向天地万物根源等根本问题，以《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为核心，儒释道三家并驾齐驱 [7] - **隋唐佛学**：佛教影响尤为显著，禅宗使佛教实现中国化、大众化与本土化，后世常以禅宗指代中国佛教 [8] - **宋明理学**：在近千年儒佛道冲突融合中形成，以儒家为主体吸纳佛道思想，形成系统哲学形态，经典重心从“五经”转移至“四书” [8] - **明清实学与乾嘉朴学**：明清实学批判空谈义理，倡导经世致用；乾嘉朴学以考据为核心，为后世留存大量可靠文献 [9] 第一次转变：从“天命神学”到“人文自觉” - 殷商时期（约公元前1600-1046年）思想基调是神权政治、祭祀文化与占卜制度，重大事务皆诉诸神意，商王是“群巫之长”，人的主体意识尚未觉醒 [10][11][12] - 转折出现在西周，周人提出“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命开始具备道德条件，政治合法性接受世人评判 [13] - 周公制定礼乐，将政治秩序从依赖神明转变为以人伦为核心，提出“敬德”“保民”“慎罚”，被视作儒家思想真正奠基者 [13] - 春秋时期进一步深化，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思想焦点决定性地从神转向人，“礼”从宗教仪轨转变为维护政治社会秩序的理性文明体系 [14] - 王国维评价“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此次转变奠定了中国哲学“此世性”优先、“内在超越”、“知行合一”的基本格调 [14] 第二次转变：从“王官之学”到“百家争鸣” - 此次转变是思想“载体”与“形态”的根本性变革，西周时期“学在官府”，知识、教育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 [15] -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官学体系瓦解，没落贵族流入民间形成独立“士”阶层，知识开始在社会自由流通 [15] - 孔子开办私学，倡导“有教无类”，以“六艺”教学，打破教育身份限制，形成“学在民间”局面，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15] - 战国时期，在齐国稷下学宫等公共空间，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思想家持续碰撞、批判、吸纳，形成“百家争鸣”高度活跃的思想生态 [16][17] - 天人关系、人性善恶、名实之辨、礼法之争等核心议题被系统提出，构成中国哲学基本问题范畴 [18] - 战国后期荀子深度整合诸子思想，提出“性恶论”与“隆礼重法”，其弟子韩非、李斯为秦的统一提供了思想与实践支撑 [18] 追溯先秦哲学的当代意义 - 为“两个结合”提供历史哲学依据，先秦诸子（如儒家、法家）强烈的“实践理性”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本质相通 [20] - 先秦哲学的多元性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丰富思想源泉，如儒家“天下为公”、墨家“兼爱”与共同富裕理念对话，道家“道法自然”深化生态文明思考，法家“法不阿贵”与法治中国建设融通 [20] - 助力破除“哲学合法性”的西方中心论迷思，确立中国哲学独立价值评判标准，其伟大在于为人类共同问题提供独特解决之道 [20] - 两次转变彰显中国思想“包容性创新”的开放性与适应性，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深层密码 [20] - 外来思想（如佛教）在中国长远发展的关键在于与历史文化深度融合，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历史经验 [21]

《昆仑山铭》考古发现概述 - 《光明日报》于6月8日发表文章，宣布在青海黄河源扎陵湖北岸发现一处37字秦代摩崖刻石题记，称为《昆仑山铭》[1] - 该刻石被描述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现存于原址的唯一刻石，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处，意义重大[1] - 发现公布后迅速引发学界热议和公众强烈反应[1] 学界质疑的主要观点 - 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率先质疑，发布文章直指刻石可能为今人伪刻，标题表达鲜明态度[5] -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刘宗迪提出多项具体疑点，包括时间、季节、用词等方面[7][8][9] - 质疑者认为铭文内容与历史记载过于吻合，反而令人生疑，且发现过程信息缺失[7] 具体质疑内容分析 - 时间问题：铭文日期"廿六年三月"与秦始皇称皇帝的时间存在矛盾，灭齐与议帝号之间应有时间差[7][8] - 季节问题：河源地区冬季寒冷，考察难度大，而后世河源考察多在夏季进行，秦人冬季到达不合常理[8] - 用词问题："方士"一词在《史记》之前罕见，且多含贬义，不太可能用于自我标榜[9] - 干支问题：秦始皇二十六年或二十七年三月朔日后的干支均无"己卯"，与历法研究结果不符[11] - 河源认知问题：如果秦代已确知河源在青海，无法解释汉唐时期对河源认识的明显倒退[11][13] 支持方的论证观点 - 复旦大学教授刘钊认为刻石文字时代特征明显，风格统一，无明显破绽[28] - 支持者从文字形体、语法规范、人名习惯等方面论证刻石的可靠性[28] - 有学者指出刻石文字距地面很近，若是现代伪造则凿刻姿势有悖常理[28] 昆仑地理认知的历史演变 - "昆仑"最早见于《山海经》，原指山东泰山地区，后逐渐西移至中国西部[15][17] - 汉代张骞将和田南山命名为昆仑，唐代将巴颜喀拉山认定为昆仑，清代形成多种说法[18][21][23] - 现代昆仑山脉概念由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在19世纪考察后确立[24] - 昆仑文化的现代研究受到重视，2024年教育部在清华大学召开了相关重大项目开题会[26][27] 早期地理知识传承制度 - 秦汉时期地理学保持"王官之学"地位，知识由官方垄断，传承制度完善[35][36][38] -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证明地理知识在秦汉之际传承有序[46] - 司马迁父子担任太史令，掌握独家第一手材料，如果秦代有河源地理知识不可能漏记[48] 学术争议的深层意义 - 争议体现了学术民主和百家争鸣，有利于加深公众对历史议题的思考[5] - 讨论应促进公众对历史认识的深化，学者应就事论事，聚焦铭文本身和历史环境[5] - 学术以求知、求真为根本使命，政治和文化建设需建立在实事求是基础上[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