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在古代社会与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 马被古人视为“六畜之首”，是古代生活中最重要的牲畜，其重要性远超其他家畜[6] - 马不仅是重要的力畜，用于拉车、耕地、乘骑、运输等劳作，更是古代战争中无可替代的战略物资，用于战车、骑兵及军需运输[6] - 古人对马的观察细致入微，在《说文解字》中，“马”部首下收录了115个汉字（另有后世新附5个），远超其他动物部首，从年龄、身高、功用、行走状态、颜色等全方位描述马匹[5] 古文字与马匹特征的关联 - “马”字为象形字，其古文字形展示了马的突出特征，即颈部的长毛（髦），此特征从甲骨文到隶书、楷书均有体现[3][5] - 古人造象形字时模拟事物的典型特征，这在“马”的构形上得到充分体现[5] - 《说文解字》用“怒也，武也”解释“马”字，通过声训展示了马意气风发、纵横驰骋的典型特质[1] 古代相马术的发展与流派 - 相马术是通过观察马匹外形特征来判断优劣的学问，目的是挑选良马，其起源可追溯至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视马”的记载[7][8] - 先秦时期相马术已形成不同流派，《吕氏春秋·观表》记载了十位善相马者，如寒风氏相口齿、麻朝相颊等，各派专攻马匹不同部位[11] - 相马术在战国时期已比较完备，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相马经》（约5000字）及清华简《胥马》（约1000字）是重要的出土文献，后者将现存相马书时代提前至战国[13][15][17][18] 相马术的具体内容与文献 - 马王堆帛书《相马经》用赋体写成，文学色彩浓厚，主要内容集中于马眼及其周围部位的特征描绘与马匹优劣评价[13] - 清华简《胥马》内容分为四部分，包括十二种马的特征描述、通用相马条则、鉴定原则及具体部位描述，具有综合性特点[15] - 相马术并非只相单一部位，而是在综合考察整体形貌的前提下有所侧重，各家流派殊途同归[17] 马式：良马标准模型 - 马式是用铜铸成的良马标准模型，又称马法，是相马术相关的珍贵文物[18] - 西汉相马专家东门京曾铸铜马法献于朝廷，汉武帝将其立于鲁班门外，并改门名为“金马门”[18] - 东汉马援综合四家相马流派观点铸作马式，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置于宣德殿[18] - 出土文物中，乐从堂藏青铜马式有72处错银铭文（105字），标示马体部位、肌肉、骨骼、穴位名称，与《齐民要术》等文献术语可对照，确认为马式[22][27][29] - 甘肃武威雷台晋墓出土的铜奔马（马踏飞燕）造型独特，可能也是马式，其踏鸟形象与《相马经》“三寸可以袭乌”记载相符[30][32][33] 古代马匹的命名与管理 - 古代马匹多有专门名字，西北汉简文书记录了丰富的马名，体现了汉代的思想观念与马匹面貌[34] - 马名命名方式多样：有以人的姓氏加马匹颜色命名，如“丁骍”“郭骠”；有以速度快的动物（如鱼、鹿、鸟、龙）比拟速度，如“游鱼”“飞乌”“龙子”；有以负重、繁衍、戍守期许命名，如“轻衡”“宜厩”“擒寇”[35] - 颜色是马匹最显著特征，也是马名中最常用的词汇[36] - 秦汉有严格的官马标识制度，马身烙有徽记称为“剽”（通“标”）或“马识物”，用于区分官马与私马，登记时需记录“马识物、齿、高”[38] - 出土的战国秦汉大型玺印（如“日庚都萃车马”印）被认为是烙马印，是马匹管理的重要工具[39][58] 马匹饲养、饲料与医疗 - 马料主要为“刍”和“茭”（苜蓿），汉代西北边塞有一套严密的治茭制度，涉及刈取、运输、贮存、监管等全流程，由各级吏员和人员负责，保障马匹饲养[36][37] - 我国古代重视马匹治疗，现存最早疗马文献见于《齐民要术》卷六，出土文献如天回医简《疗马书》和清华简《凡马之疾》提供了先秦秦汉兽医书内容[63] - 古人相信猴子可避马瘟，《齐民要术》记载常系猕猴于马坊可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汉代图像如肩水金关《马厩图》和成都曾家包画像石中均有马厩配猴的形象[64][65][67][69] 驭马术及其他马政文献 - 清华简中另有《驯马》《驭术》《驭马之道》三篇先秦马政文献，属于“治马”范畴[71] - 《驯马》主要记载驯马与刍饮调节方法；《驭术》与《驭马之道》总结驭马经验，前者侧重技术，后者侧重原则与理论，并由驭马延伸至治邦牧民的政治思想[71] - “马上封侯”寓意可能源于战国以降猴子骑马的造型，汉代画像砖石中有相关图像[71]

古代中国马匹的起源与认知 - 中原地区最早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战车时代接触到马，并赋予其神秘色彩，认为优良马匹来自域外甚至是天马下凡 [1] - 中国最早的相马专家伯乐（传统认为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被视为相马术的发明者，其阐述带有神秘色彩，强调通过观察马匹的骨骼、形态等特征来识别良马 [1] - 相马术关注马的视觉特征，如旋毛位置可能与马的侧向偏好相关，但总体上对实际养育良马提供的实用建议很少 [2] 古代中国培育良马的尝试与挑战 - 汉代将军马援在约公元30年向皇帝进献一尊铜马（马式），作为良马的标准模型，试图解决“传闻不如亲见”的问题，其理想马匹形象可见于“马踏飞燕”等文物 [4][5] - 中原地区养马不成功的主要因素包括：草料欠佳，土壤因降雨量大而缺乏硒和钙等关键矿物质，导致马匹后代体型变小、体力变弱 [7] - 中原朝廷的马匹缺乏调教和运动，圈养方式导致其在耐力、勇气和身体素质上无法与草原放养的马匹相比 [8][9] - 养马知识匮乏，加上百姓担心成功养出的良马会被朝廷无偿征用而非高价收购，严重打击了民间养马的积极性 [9] 中原王朝的马匹供应与战略依赖 - 庞大的汉王朝面临马匹饲料供应和后勤成本高昂的问题，维持骑兵的费用让国库不堪重负，尽管拥有36个种马场，仍无法为骑兵补充足够马匹 [10] - 中原地区很难养出体格强健的骏马，这已成为传统共识，并导致其长期依赖草原民族提供优良马匹 [10][11] - 这种依赖具有高度战略风险，因为提供马匹的草原民族正是与中原王朝争夺边疆控制权的潜在入侵者 [11] 中原与草原的马匹贸易与地缘政治 - 早期马匹通过复杂的礼节互赠，而非直接买卖，这实质上是中原国家向敌人采购战略资源的一种方式 [11] - 秦朝和汉朝系统化了与草原民族的马匹交易，包括通过礼品赠送、和亲等方式获取马匹和政治忠诚 [12] - 中原朝廷对贸易使团的规模和人员构成进行严格控制，担心大规模的使团会带来安全威胁和情报泄露 [12][13] - 草原部落首领将从中原获得的奢侈品（如黄金、丝绸）转赠给更远的部落，以换取政治忠诚和扩大影响力，这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实力和好战性 [14] 马匹贸易与边疆冲突的循环 - 草原部落出售多余马匹的动机强烈，因为马匹繁殖速度超过人口消耗，若无法出售，多余马匹就会被用于战争 [15] - 马匹贸易与边疆冲突紧密相连：当中原提供的礼物不足或采购量太少时，养马部落常发动袭击；当中原禁止购马时，也会引发敌对行动 [15] - 中原王朝对草原马匹的依赖日益加深，但又不愿放开自由交易，这种矛盾的管理方式最终促成了第一个草原政权——匈奴的诞生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