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与历史价值 - 中国考古博物馆新展出28件北齐陶俑 包含驮马 鼓乐骑俑 仪仗骑俑 甲胄骑兵俑 甲骑具装俑五种类型 [2] - 展品源自河北磁县湾漳壁画墓 该墓是东魏北齐皇家陵墓区中唯一经发掘确认的帝陵级墓葬 发掘工作从1987年持续到1989年 [2] - 湾漳壁画墓出土了6件大型鞍马 14件小马和4件驮马 其中驮马主要作为畜力使用 小马体现未成年马驹或备用之马 [2] - 该墓不仅出土考古所见规模最大的墓葬壁画 也是秦汉以后出土陶俑数量最多的墓葬 墓道壁画有106个出行人物 墓室出土1805件陶俑 [4] - 出土陶俑中骑俑达200余件 以骑兵俑为主 甲骑具装俑多达90件 此外还有头戴平巾帻的仪卫骑俑和鼓乐骑俑各30余件 [5] - 这些陶俑与壁画共同构成了北齐开国皇帝文宣帝高洋的“大驾卤簿” 即庞大的送葬仪仗队伍 [4][5] 马匹在中国古代的应用与演变 - 中国境内家马的出现 在黄河上游地区约晚至距今4000年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则更晚至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 [2] - 先秦时期 马主要有三大用途 作为彰显地位的随葬品和祭祀品 作为挽车畜力用于拉车 车战或驮物 以及用于骑乘主要应用于战场 [3] - 从西汉景帝时期开始 逐渐出现“众庶街巷有马 阡陌之间成群”的景象 马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3] - 东魏邺城时期 贾思勰编著的《齐民要术》中保存了部分《相马经》 并发展出相马五脏法 对马的饲养及医治记载详实 [3] 骑兵的兴起与军事影响 - 从公元前600年左右起 欧亚大草原上的人们开始掌握骑术 到公元前400年左右 北方游牧部落将骑马与射箭相结合 形成强大的骑兵军事力量 [4] - 骑兵的出现革新了战争形态 文献记载的“甲骑具装”为将士和马匹都披上厚重铠甲 可如同坦克一般冲锋陷阵 [4] - 湾漳壁画墓出土的甲骑具装俑是这一兵种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在邺城正南门朱明门外护城河中 还发现了保存相对完好的“甲骑具装”铁铠实物 [4] - 骑兵的出现促进了农耕民族与游牧部落之间的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秦汉长城的修筑均与来自欧亚草原的骑兵密切相关 [4] - 鼓吹铙歌自汉代从西域传入中原后 逐渐成为军中乐队及身份的标志 [5] 历史地位与文化传承 - 两汉至北朝近800年的风云变幻 在东魏北齐时代的邺城画上句号 最终奠定了隋唐盛世的文化基因 [5]

马在古代社会与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 马被古人视为“六畜之首”，是古代生活中最重要的牲畜，其重要性远超其他家畜[6] - 马不仅是重要的力畜，用于拉车、耕地、乘骑、运输等劳作，更是古代战争中无可替代的战略物资，用于战车、骑兵及军需运输[6] - 古人对马的观察细致入微，在《说文解字》中，“马”部首下收录了115个汉字（另有后世新附5个），远超其他动物部首，从年龄、身高、功用、行走状态、颜色等全方位描述马匹[5] 古文字与马匹特征的关联 - “马”字为象形字，其古文字形展示了马的突出特征，即颈部的长毛（髦），此特征从甲骨文到隶书、楷书均有体现[3][5] - 古人造象形字时模拟事物的典型特征，这在“马”的构形上得到充分体现[5] - 《说文解字》用“怒也，武也”解释“马”字，通过声训展示了马意气风发、纵横驰骋的典型特质[1] 古代相马术的发展与流派 - 相马术是通过观察马匹外形特征来判断优劣的学问，目的是挑选良马，其起源可追溯至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视马”的记载[7][8] - 先秦时期相马术已形成不同流派，《吕氏春秋·观表》记载了十位善相马者，如寒风氏相口齿、麻朝相颊等，各派专攻马匹不同部位[11] - 相马术在战国时期已比较完备，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相马经》（约5000字）及清华简《胥马》（约1000字）是重要的出土文献，后者将现存相马书时代提前至战国[13][15][17][18] 相马术的具体内容与文献 - 马王堆帛书《相马经》用赋体写成，文学色彩浓厚，主要内容集中于马眼及其周围部位的特征描绘与马匹优劣评价[13] - 清华简《胥马》内容分为四部分，包括十二种马的特征描述、通用相马条则、鉴定原则及具体部位描述，具有综合性特点[15] - 相马术并非只相单一部位，而是在综合考察整体形貌的前提下有所侧重，各家流派殊途同归[17] 马式：良马标准模型 - 马式是用铜铸成的良马标准模型，又称马法，是相马术相关的珍贵文物[18] - 西汉相马专家东门京曾铸铜马法献于朝廷，汉武帝将其立于鲁班门外，并改门名为“金马门”[18] - 东汉马援综合四家相马流派观点铸作马式，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置于宣德殿[18] - 出土文物中，乐从堂藏青铜马式有72处错银铭文（105字），标示马体部位、肌肉、骨骼、穴位名称，与《齐民要术》等文献术语可对照，确认为马式[22][27][29] - 甘肃武威雷台晋墓出土的铜奔马（马踏飞燕）造型独特，可能也是马式，其踏鸟形象与《相马经》“三寸可以袭乌”记载相符[30][32][33] 古代马匹的命名与管理 - 古代马匹多有专门名字，西北汉简文书记录了丰富的马名，体现了汉代的思想观念与马匹面貌[34] - 马名命名方式多样：有以人的姓氏加马匹颜色命名，如“丁骍”“郭骠”；有以速度快的动物（如鱼、鹿、鸟、龙）比拟速度，如“游鱼”“飞乌”“龙子”；有以负重、繁衍、戍守期许命名，如“轻衡”“宜厩”“擒寇”[35] - 颜色是马匹最显著特征，也是马名中最常用的词汇[36] - 秦汉有严格的官马标识制度，马身烙有徽记称为“剽”（通“标”）或“马识物”，用于区分官马与私马，登记时需记录“马识物、齿、高”[38] - 出土的战国秦汉大型玺印（如“日庚都萃车马”印）被认为是烙马印，是马匹管理的重要工具[39][58] 马匹饲养、饲料与医疗 - 马料主要为“刍”和“茭”（苜蓿），汉代西北边塞有一套严密的治茭制度，涉及刈取、运输、贮存、监管等全流程，由各级吏员和人员负责，保障马匹饲养[36][37] - 我国古代重视马匹治疗，现存最早疗马文献见于《齐民要术》卷六，出土文献如天回医简《疗马书》和清华简《凡马之疾》提供了先秦秦汉兽医书内容[63] - 古人相信猴子可避马瘟，《齐民要术》记载常系猕猴于马坊可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汉代图像如肩水金关《马厩图》和成都曾家包画像石中均有马厩配猴的形象[64][65][67][69] 驭马术及其他马政文献 - 清华简中另有《驯马》《驭术》《驭马之道》三篇先秦马政文献，属于“治马”范畴[71] - 《驯马》主要记载驯马与刍饮调节方法；《驭术》与《驭马之道》总结驭马经验，前者侧重技术，后者侧重原则与理论，并由驭马延伸至治邦牧民的政治思想[71] - “马上封侯”寓意可能源于战国以降猴子骑马的造型，汉代画像砖石中有相关图像[71]

神话典籍中的祥瑞灵骏 - 古代神话典籍记载了多种被视为祥瑞的神马，如《瑞应图》记载的腾黄（吉光）马能使人活到3000岁，飞黄（乘黄）马可活千岁，飞兔马能日行3万里，并称“明君有德，则至飞兔”[2] - 《兽经》记载良马称为騊駼和骥，其中騊駼在《史记》中为匈奴牧养，在《穆天子传》中为日行五百里的野马，《瑞应图》誉其为“有明王在位则至”的兽中隐士[2] - 存在多种外形与能力奇特的神马，如土地神后土骑乘的駃蹄、蹄形平正善登高的騉蹄、通身漆黑唯嘴赤红的騕褭、白身红鬃黄眼被称为“馼”的吉黄，以及《周礼》中“马八尺以上为龙”所指的高大骏马翠龙[3][4] - 周穆王拥有传说中的八匹神马，据《拾遗记》记载分别为绝地、翻羽、奔霄、越影、逾辉、超光、腾雾、挟翼，各有所长且都能日行万里，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曾出水刻有“越影”、“超光”字样的银杯[5] 历史名马与相关典故 - 春秋时期，唐成公因拒绝楚国令尹子常索要两匹骕骦马而被扣留三年，导致唐楚结仇并引发后续战争，此事被唐朝诗人胡曾与清朝进士储嘉珩赋诗记录[5] - 千里马与伯乐的故事广为人知，秦穆公时期相马师伯乐（孙阳）著有《相马经》，其遇到拉盐车的老骥而痛哭的故事，使“骥”成为千里马代称，后曹操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名句[5] - 楚霸王项羽的坐骑名为“骓”，陪伴其五年且“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该马应为青白杂毛，项羽在垓下之围时悲歌“时不利兮骓不逝”，最终在乌江赠予亭长[6] - 唐太宗为纪念征战所骑的六匹战马，令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制作昭陵六骏浮雕，六骏分别为青骓、什伐赤、特勒骠、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其中飒露紫、拳毛騧于1918年被盗卖至美国，其余四块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7] 帝王坐骑与贡马收藏 - 秦始皇有七骏，分别为追风、白兔、蹑景、奔电、飞翮、铜爵、晨凫；汉文帝有九逸，包括浮云、赤电、绝群等九匹天下骏马[6] - 汉武帝拥有黄门四骏，包括蒲梢、龙文、鱼目和汗血马，其中大宛国进献的汗血马被汉武帝更名为“天马”，并作诗歌咏，汗血马的引入推动了民族交融[6][7] - 唐太宗时，骨利干国（贝加尔湖以北）献良马，李世民特选十匹号为十骥，包括腾云白、皎雪骢、凝露白、元光骢、决波炬、飞霞骠、发电赤、流金赊、翔麟紫、奔虹赤[7] - 唐玄宗有天宝六辇，原为大宛进献的六匹汗血马，分别名为红、紫、青、黄、丁香、桃花叱拨，玄宗将其改名为红玉、紫玉、平山、凌云、飞香、百花；其另有两匹知名宝马照夜白和玉花骢，被杜甫写入诗中[8] - 乾隆皇帝痴迷收集名马，有郎世宁于1743年绘制的《十骏图》记载十骏，包括万吉骦、阚虎骝等；后有郎世宁与艾启蒙绘制的后十骏、爱乌罕四骏及八骏图，记载了来自蒙古、准噶尔、中亚及阿富汗等地进贡的众多宝马[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