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进入新阶段，其发展模式正从基于比较优势的项目化协同，迈向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融合创新与“创新外溢”新轨道 [1][2][3] - 大湾区科创合作呈现“融合创新”特征，各地创新角色发生新变化，合作模式从“前店后厂”转向“前研后产”等新形态 [5][6][7] - 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具备市场化程度高、国际化水平高、产业集群完整三大独特优势，但科技要素（尤其是数据）跨境流动瓶颈仍是关键挑战 [10][11][13] - 突破要素流动壁垒、推动制度型开放和科技市场一体化，是抓住全球科技革命机遇、释放更大创新外溢潜能的关键 [13][14]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进展与定位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6年重点任务包括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凸显其国家战略支点地位 [1][2] - 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首次跃居全球创新集群榜首，“澳门—珠海”科技集群排名从第100位升至第98位，再次入围全球百强 [1] - 大湾区已建成2家国家实验室、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及33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 [1] - 粤港澳三地科创合作正从项目化、点对点协同，迈向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融合发展新阶段 [3] 区域创新角色演变与融合创新 - 过去分工模式：香港强在基础研究与国际规则对接，澳门在中医药等细分领域有科研基础，广东长于产业创新与完整制造体系 [5] - 新变化：三地分工边界模糊，呈现“融合创新”特征，例如深圳在量子计算等基础研究实力显现，广州加强大科学装置建设，香港探索“精微制造”与产业创新 [6] - 合作模式出新：从“前店后厂”转向“前研后产”或“前厂后店”，例如深圳制造企业向香港研发中心下单进行高端研发与样品试制 [7] - 广东建有或在建国家大科学装置超10个，数量规模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创新布局从产业应用端向基础研究源头延伸 [6] 创新外溢效应显现 - “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全球领先，带动大湾区创新外溢效应逐步显现并持续增强，未来有望带动周边城市形成更紧密的创新与产业联动 [3][7] - 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珠研院）是创新外溢缩影，累计开展商业项目超180项，总金额超1.2亿元，并与国药集团、华润医药等20余家企业签订联合实验室协议 [1][8] - 2024年，广东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超7.7万家，占全国15.4%，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超13万亿元 [9] - 2024年，广东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达18284.6亿元，扭转连续两年下降趋势，同比增长10% [9] 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独特优势 - 市场化程度高：以企业需求为主导驱动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化，资源配置效率突出 [10] - 国际化水平高：依托香港、澳门，便于对接国际科研资源、人才与规则，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10] - 产业集群完整：拥有扎实制造业基础与完整产业链，能让科技创新快速转化为产品 [10] - 与京津冀、长三角的竞合关系是正向协同，可实现优势互补，例如大湾区可利用京沪风投资本和高校资源，京沪可借助大湾区工程转化能力和产业链 [10] 科技要素跨境流动的挑战与突破 - 主要挑战在于粤港澳三地间科技要素的跨境流动瓶颈，尤其是数据跨境流动 [11][13] - 数据跨境试点已在推进：前海与香港探索金融征信数据互通；南沙尝试医疗数据跨境流动；粤港澳大湾区医疗跨境数据空间建立分级授权机制 [11] - 2025年底发布的港深金融科技中心行动方案明确，到2027年底落地20个以上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金融领域应用场景 [11] - 基础设施陆续落地：如粤东地区的跨境数字经济产业园，其柏亚深汕数据中心已与三大运营商合作构建跨境专线关键传输节点，已服务企业超600家，未来可支持约3000家企业 [12] - 当前瓶颈：要素流动整体呈“点状突破”，用于AI训练的高价值数据跨境流动仍面临诸多障碍；政府层面跨区域规划、政策协同不足；市场层面受制度差异制约 [13] 未来发展方向与建议 - 广东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6年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出新步伐，做深做实“一点两地”定位，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 [13] - 改革重点落在要素市场化配置（土地、资本、技术、数据）和营商环境优化；开放重在规则、标准、监管的对接，聚焦服务业、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 [13] - 建议持续缩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扩大服务业与数字贸易的制度型开放，探索扩大电信、金融、医疗、教育等专业服务领域开放空间 [14] - 未来突破两大方向：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协同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加快推动科技市场一体化，在资金、数据、技术等要素流动上加强机制对接 [14] - 具体建议探索建设国际数据枢纽，以香港为试点，在安全可控前提下推动金融、医疗、科研等领域数据跨境流动率先突破 [14]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战略地位提升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6年重点任务，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并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标志着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再次被纳入中央顶层规划[3] - 这释放出科技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驱动地位更加突出，以及大湾区与京津冀、长三角共同构成国家创新体系三大战略支点的明确信号[3] 大湾区科创合作进入融合发展新阶段 - 粤港澳三地科创合作正逐步由过去的项目化、点对点协同，迈向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融合发展新阶段[4] - 随着“深圳—香港—广州”科技创新集群逐步形成全球领先的创新带，大湾区创新外溢效应正逐步显现并持续增强，未来有望带动周边城市形成更紧密的创新与产业联动[4] - 区域合作深化将推动科创合作迈向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科技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融合发展新阶段，涉及更多制度层面和要素层面的深度合作[9] 三地创新角色与分工模式演变 - 过去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模式为：香港强在基础研究与国际规则对接，澳门在中医药等细分领域有科研基础，广东长于产业创新与完整制造体系[5] - 当前三地分工边界不再明显，呈现“融合创新”特征：深圳在量子计算、合成生物等领域基础研究实力显现，广州科学中心功能增强，香港正探索高端制造与“精微制造”[7] - 合作模式出现新变化，从过去的“前店后厂”转向“前研后产”或“前厂后店”，例如深圳制造业企业向香港研发中心下单进行高端研发与样品试制[8] 科研基础设施与成果转化进展 - 粤港澳大湾区已建成2家国家实验室、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及33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2] - 广东建有或在建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超10个，覆盖能源、材料、生命科学等关键领域，数量规模约占全国三分之一[8] - 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累计开展联合研发、委托研究等商业项目超过180项，总金额超1.2亿元，并与国药集团、华润医药等20余家企业签订联合实验室协议，商业合作总金额超过人民币1.2亿元[2][12] - 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引入总价值达1.7亿元的高端科研装备，自2024年启动共享后，已开通超400个账户，设备累计共享时长超过9万个小时，服务外部企业及高校院所超过50家[7] 创新外溢效应显现与产业成果 - 2025年，“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首次跃居全球创新集群榜首，“澳门－珠海”科技集群排名从第100位升至第98位，再次入围全球百强[2] - 2024年，广东全省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超7.7万家，占全国的15.4%，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超过13万亿元[14] - 2024年，广东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18284.6亿元，扭转连续两年下降趋势，实现同比增长10%[14] - 珠海澳大科技研究院推动澳门科研成果转化，在中医药、干细胞等领域的科研成果已逐步走向临床应用或实现工艺改进，并与上海、山东、南京等多地医药企业展开市场化合作[5] 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独特优势 - 市场化程度高，以企业需求为主导驱动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化，资源配置效率突出[14] - 国际化水平高，依托香港、澳门，便于对接国际科研资源、人才与规则，融入全球创新网络[14] - 产业集群完整，拥有扎实的制造业基础与完整的产业链，能让科技创新快速转化为产品[14] 科技要素跨境流动的挑战与探索 - 粤港澳三地间科技要素的跨境流动存在瓶颈，数据跨境是重要挑战，制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15][18] - 一些试点已在推进：前海与香港探索金融征信数据互通；南沙尝试医疗数据跨境流动，并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医疗跨境数据空间，对多类数据操作实施管控[15][16] - 2025年12月发布的《关于携手打造港深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行动方案（2025-2027年）》明确，到2027年底落地20个以上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金融领域应用场景[15] - 服务于“数据出海”的基础设施陆续落地，如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内的跨境数字经济产业园，其柏亚深汕数据中心已构建跨境专线关键传输节点，目前服务企业超过600家，预计未来可支持约3000家企业同时开展数据访问[17] 未来发展方向与改革重点 - 2026年广东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重在规则、标准、监管的对接，改革重点落在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营商环境优化上[19] - 建议通过持续缩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扩大服务业与数字贸易的制度型开放窗口，并探索扩大电信、金融、医疗、教育等专业服务领域的开放空间[19] - 未来突破要素流动壁垒应重点聚焦两大方向：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协同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加快推动科技市场一体化，在资金、数据、技术等要素流动上加强机制对接[20] - 具体建议包括探索建设国际数据枢纽，以香港为试点，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在金融、医疗、科研等领域实现率先突破[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