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形势与政策基调 - 外部环境挑战加深已成常态化，国内经济矛盾从“需求不足”转向“供强需弱矛盾突出”[1] - 经济工作重心从“防范化解外部冲击”转向“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应对更趋主动[1] - 政策目标从“稳住楼市股市”转向“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重点从稳定资产价格转向稳定微观主体[1] 财政政策 - 财政政策表述从“加大强度”变为“保持必要”，赤字、专项债、特别国债进一步大幅增加的必要性降低[1] - 提出“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预计将有更多实质性资金支持以兜牢基层“三保”底线[1] - 计划通过财税改革缓解地方压力，包括消费税改革（2024年约1.65万亿元）、优化共享税分成比例（2024年共享税13.3万亿元，占税收60.8%，提高10%分成可增加地方收入超1.3万亿元）及合并建立地方附加税[1][2] 货币政策 - 货币政策目标明确加入“物价合理回升”，其重要性大幅提高[3] - 降准降息的前缀从“适时”变为“灵活高效”，并强调运用“多种政策工具”，预示操作频次和反应速度可能加快[3] - 将“扩大内需”置于结构性支持首位，信贷资金将更多流向消费信贷等需求侧领域[3] 扩大内需政策 - “两新”（设备更新和以旧换新）政策从“加力扩围”转为“优化”，部分品类补贴可能退坡，2026年国补资金未必超过2025年[3] - 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作为促消费的系统性工程，区别于2024年侧重基础保障的“安全垫”式政策[3] - 为“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提出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优化专项债用途管理（2025年用于项目建设的专项债比2024年少8000亿元）[3] 房地产与资本市场 - 房地产政策重点从“止跌回稳”转向“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并明确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于保障性住房[3][4] - 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可能涉及提升统筹层级、拓展使用场景及构建差异化信贷激励以支持“好房子”建设[4] - 资本市场政策关注点从“稳住股市”转向“持续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和“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强调制度建设和服务新质生产力[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