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2025年美国第二轮医保谈判结果与第一轮相似，均出现高降幅，这标志着《通胀削减法案》下的药价改革并非一次性政治姿态，而是一条将被持续推进的制度化路径，彻底打破了市场此前对政策执行力的侥幸心理 [3][8] - 谈判结果的连续性传递出明确信号，即美国创新药行业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从“不确定性”转变为“确定的降价趋势”，这将系统性重写创新药的商业模式和估值逻辑 [8][21][26] - 行业进入一个“更难但更透明”的新阶段，政策不确定性减少，竞争焦点重新回归到产品创新、临床差异化、上市速度和商业化能力本身 [29][30] 第二轮医保谈判结果与市场冲击 - 2025年11月底，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公布了第二轮药品价格谈判的最终结果，涉及15种高支出药品，新定价将于2027年1月1日生效 [3] - 15种药物中最高降幅达85%，其中11种降幅超过50%，降幅水平与第一轮谈判“几乎如出一辙” [5] - 具体药物降价数据：诺和诺德的司美格鲁肽从每月959美元降至274美元，降幅71% [6]；葛兰素史克的Breo Ellipta从每月397美元降至67美元，降幅83% [6]；默沙东的Janumet从每月526美元降至80美元，降幅85% [6] - 谈判涉及药物年支出巨大，例如司美格鲁肽等GLP-1类药物在Part D计划中的年度总支出高达151.6亿美元 [4][6] - 第二轮谈判结果打破了市场此前认为高降幅可能是“一次性姿态”或“政治起手式”的侥幸心理，表明法律诉讼和复杂利益体系并未能阻止或拖慢改革节奏 [5][8] 谈判前市场的核心逻辑与预期 - 在谈判结果公布前，市场主流观点对特朗普政府能否顺利推进《通胀削减法案》并维持高降幅持怀疑态度，主要基于三个现实逻辑 [10] - 首先，美国药价体系利益盘根错节，涉及药企、药品福利管理机构、商业保险、医院系统等多方，结构复杂，被认为是改革的天然“减速器” [10][11] - 其次，自法案发布以来，跨国药企及行业协会以“违宪”为由发起大量诉讼，行业预期法律阻力足以拖慢改革节奏或迫使政府妥协 [13] - 最后，行业对特朗普政府的行政执行力存在怀疑，认为其团队在推进复杂、长期的改革时可能因协调困难等原因而无法达到预期力度 [13] - 因此，即便第一轮谈判出现高降幅，市场仍将其视为方向正确但落地过程可能磕绊的政策工具，并未预期到高降幅会持续 [14] 药价改革从事件到制度化路线的确认 - 第一轮谈判在2024年8月公布时，其高降幅带来了“事件层面”的冲击，但市场情绪更多是“震惊，但观望”，认为政策后续可能趋于温和 [16] - 2025年11月底的第二轮谈判结果成为真正的转折点，其与第一轮在降幅、谈判参数和执行节奏上的一致性，让行业确信改革已成为一条“制度化推进的路径” [18][21] - 谈判结果的连续性直接回答了市场关于“能不能持续降价”的核心疑虑，表明降价趋势将会持续推进，华尔街此前针对政策不确定性的防御性解释已经失效 [20] - 药企行为也印证了趋势，例如诺和诺德在医保谈判后将司美格鲁肽自费端价格调至349美元/月，礼来也通过其直销平台将Zepbound价格大幅下调，反映出企业在新的价格机制下主动调整市场策略 [19] 对美国创新药商业模式的深远影响 - 成熟大品种的“生命周期价值”进入“压缩时代”，过去依赖专利期后半程“稳定收割”高利润的“现金牛”商业模式难以为继，药物的现金流峰值与总量需被重新计算 [23] - 创新药的“商业化回收窗口被迫前移”，企业必须在谈判保护期结束前的更短时间内迅速放量，将更多收入压缩在上市后的最初几年，这使得“上市速度”成为决定现金流上限的核心变量 [24] - 创新药的估值体系正在从依赖长期想象空间的“故事定价”转向基于短期现金流的“财务模型定价”，分析师必须将谈判时间点、折价幅度和放量速度纳入估值模型 [25][26] - 行业的商业逻辑被结构性重写，竞争节奏从长跑变为“前期短跑+长期迭代”的混合模式，更强调效率、速度和差异化 [26] 行业进入“更难但更透明”的新阶段 - 第二轮谈判后，政策最大的不确定性消失，改革节奏和品种选择规则变得可以预测，政策成为企业和投资者可依据的“既定参数”而非“随机变量” [28][29] - 行业竞争的主战场随之转移，焦点从担忧政策本身，重新回到创新药的本质：产品质量、临床差异化、上市速度和企业的商业化及全球化能力 [30] - 这意味着行业进入一个风险边界更清晰、估值方式更依赖现金流推导的时代，真正具备价值的创新仍能在更严格的制度下脱颖而出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