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总体成就与领导架构 - 成功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州，成为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唯一获此殊荣的地区 [13] - 坚持党对法治建设的绝对领导，制定并实施《法治黔南建设实施方案（2022—2025年）》等纲领性文件，明确“十四五”时期法治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12] - 5年来，州、县两级累计举办法治专题研讨班39次，轮训领导干部9071人次 [12] - 2020年至2024年，全州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5年位居全省第一方阵 [13] 行政立法与规范性文件管理 - “十四五”期间，共完成政府规章立法项目调研4项，制定政府规章3部、修订4部 [15] - 全州共制发行政规范性文件443件，开展合法性审核574件次，提出法律意见2000余条，规范性文件报备率、合法性审核率均达到100% [16] - 州、县两级政府按程序制定公布重大行政决策344项，公众参与率、合法性审查率、集体审议率均实现100% [16] - 2024年以来，开展涉企政策措施法制审核118件，备案审查规范性文件144件 [17] 行政执法改革与监督 - 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州级执法队伍整合为3支，县级整合为94支 [18] - 创新制作全省首个《“教科书式”行政执法规范示范片》及工作指引，并在全省推广 [19] - “十四五”期间全州抽查评查执法卷宗数万件，建立规范行政执法制度609个 [19] - 瓮安县成立全省首家县级行政审批局，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 [18] 行政复议与争议化解 - 创新出台《黔南州行政复议“院坝听证”机制》，将听证会开到群众“家门口” [20] - 在全州设立13个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强化府院联动 [20] - 2025年4月，黔南州司法局行政复议和应诉科被司法部表彰为“全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表现突出集体” [20] 刑罚执行与基层治理 - 贵州省都匀强制隔离戒毒所连续23年实现“六无”目标，安全生产连续30年“零事故” [21] - 社区矫正再犯罪率连续两年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21] - 刑满释放人员重点对象衔接率、安置率、帮教率均达到100% [22] - 全州建有调解组织1751个，拥有专兼职人民调解员10677名，村（社区）专职人民调解员配备率达100% [22] - “十四五”期间，全州共调解案件15.9万件，调解成功15.2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5.5% [22]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 全州已建立13个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09个乡镇（街道）全部建立工作站，1477个村（居）全部设立工作室 [23] - 2020年至2025年共办理公证43056件，办理司法鉴定案件46910件 [23] - 2025年，全州受理指派各类法律援助案件2073件，其中受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699件 [24] - “八五”普法以来，建成8个全国、100个省级、523个州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25] - 全州开展各类主题法治宣传15172场次，解答群众咨询8.7万余人次 [25] 涉外法治与仲裁服务 - 引入北海国际仲裁院黔南分院和贵阳仲裁委黔南办事处，使黔南州成为全省唯一拥有两个民商事仲裁机构的市（州） [26] - 2022年以来，两家仲裁机构共裁决案件717件 [26] - 通过组建律师服务团，开展“万所联万会进万企”“法治体检”等专项行动服务企业 [27]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批评了行政执法中设定罚没指标、以罚代管的现象，指出这严重背离了执法为民、维护公共秩序的初衷，并介绍了全国范围内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整治乱罚款的专项行动及其成效，强调应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进行源头治理，实现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1][2][3] 行政执法乱象与典型案例 - 河南某县政府发现当地消防领域行政处罚案件出现“整齐化”反常情况，存在通过工作群下达“月度指标”，要求各街镇完成“行政处罚不少于2件、罚款金额不少于2000元”的硬性任务，并设置“群接龙打卡+月末通报”的考核要求[1] - 这种设定罚没指标的做法，可能导致执法部门“以罚代管”甚至“只罚不管”，将罚款作为动力来源，是一种懒政思维，使考核导向出现偏差并在表面处理的背后放任问题持续发生[1][2] 全国整治行动与成效 - 自2025年3月以来，全国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相关案件超过5万件，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2] - 各地通过强化个案监督、推动制度完善、深化数字赋能，有效遏制了“乱罚款”现象，切实为企业松绑减负[2] 规范的执法理念与方式 - 行政处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纠正和惩戒违法行为，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严禁下达罚没指标[1] - 处罚不是依法管理的唯一手段，应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将普法教育贯穿全过程，引导企业和群众依法经营、自觉守法，并依法综合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等方式[2] - 应建立与企业群众的常态化沟通机制，探索构建“预防为主、轻微免罚、重违严惩、过罚相当、事后回访”等执法模式[3] 源头治理与制度建设 - 需深入开展源头治理，坚守依法行政底线，从根子上遏制“以罚增收”的冲动，整治“乱罚款”需要行政执法监督主动作为以纠正偏差[3] - 必须严格落实行政处罚法确立的“罚缴分离”制度，以从源头预防腐败、保障公正执法[3] - 罚款决定需充分考虑人民群众感受，符合法理、事理和情理，做到过罚相当、处罚精准，避免小错重罚、大错轻罚或罚不当罚[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