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通过对比追觅科技与马斯克的宏大叙事，并回顾中国自晚清以来的“西学”历程，批判了当前部分中国科技企业家和投资人只模仿西方（尤其是硅谷）的表层话术与产品（“西用”或“西末”），而忽视了对社会制度、世界观等根本性（“西体”）问题的思考 [3][5][6] - 文章认为，在全球化规则可能失效的当下，继续以过时的全球化叙事为前提来规划企业发展是存在误区的 [4] - 文章指出，真正的商业、科技与市场并非“末技”，而是深刻影响社会体制（“体”）的力量，因此科技精英应具备相应的世界观和社会责任感，而非仅以“本分”为借口回避责任 [15][18][19] - 文章以康有为与马斯克为例，指出二者均怀有改造社会的宏大愿景并试图借助政治杠杆，但都缺乏对复杂社会实践过程必要性的认识，忽视了社会制度变革的客观规律 [27][29][30] 对追觅与马斯克话术的对比分析 - 追觅科技老板提出要做到“100万亿美元量级”的目标，引发将其与马斯克（特斯拉、SpaceX）类比的热议 [3] - 马斯克的百万亿美元估值叙事建立在火星、机器人、AI生物等构成的宏大“生态”基础上，其潜台词是未来货币可能失效，而非单纯用金钱证明生态价值 [5] - 追觅的类似话术被认为缺乏相应的生态基础（如航天火箭、AI）作为支撑，因此显得空洞 [5] - 两者话术差异的根源在于，追觅的叙事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过去三十年“硅谷西学”的产物，而在当前全球化面临“断裂期”的背景下，这套以全球化不变为前提的叙事已显脱节 [4][5] 对中国“西学”历程的梳理与反思 - 中国近代“西学”始于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习西方军工、民用工业等“末技”，拒绝政治制度等“本体”改革 [8] - 早期外交官如郭嵩焘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但其著作《使西纪程》因挑战清廷法家传统而被焚毁，系统性学习“西体”的路径被阻断 [9] - “以末制末”的实践注定失败，例如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因忽视科学勘探和市场规律（“西体”），斥资600万两白银后很快停产 [10][11] - 甲午海战战败，清廷装备（航速11-18节，火炮79门）远逊日军（航速13-22节，火炮246门），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学习西方政治原理（“西体”），而清朝只学习船炮制造（“西末”）[12] - 历史教训表明，仅进行经济或技术层面的模仿（“以末制末”）无法成功，必须认识到商业、科技和市场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体” [15] 对当代企业家与投资人的启示 - 第一个误区是“以末制末无意义”：仅从产品和话术层面模仿硅谷（如考59分却喊出考99分的目标）没有意义，必须理解其背后的系统 [15] -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商业是末技”：在智能时代，商业、科技直达社会体制，它们本身就是“体”，企业家不应将自己局限为只看钱、用户、点击的工具人 [15][18] - 应借鉴李泽厚“西体中用”思想，将源自西方的现代科技、工业和生产方式作为社会运行的“体”，而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智慧作为“用”融入其中 [16][17] - 科技精英应有世界观和社会构想，明白自身事业将引领社会去往何方，并据此承担责任、实践信念，而非仅以“本分”掩饰胆怯或行精致利己之事 [19] 康有为与马斯克的类比分析 -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将光绪寻求稳妥改革策略的“衣带诏”曲解为“围园杀后”的政变依据，因其个人野心（希望在帝制内获得至高地位）而试图用政变缩短改革进程，最终导致变法失败 [23][24][26] - 康有为与马斯克的相似之处在于：第一，都认为自己掌握未来文明密码（康有为的《大同书》与马斯克的超人类主义）[27]；第二，都是明确社会共识下的思想领军人物 [28]；第三，都接近并试图利用政治权力作为实现社会愿景的杠杆 [29]；第四，都缺乏良好的政治素养，对改革过于迫切 [30] - 马斯克畅谈AI颠覆社会、货币失效，但缺乏相应的政治设想与实践路径，未回答如何解决AI导致的失业、社会权力转移、通货膨胀等实际问题，其“科技集权”主张与政治实践存在矛盾 [30] - 两者共同问题是忽视了社会制度实践的重要性与客观规律，试图“弯道超车”，但个人能动性只有在符合社会实践方向与时机时才真正有价值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