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货币与广义货币的关系 - 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的负债，主要包括流通中的现金、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余额达38.6万亿元 [1] - 广义货币（M2）主要是商业银行的负债，反映居民、企业、政府的可支配货币资金，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余额超335万亿元 [1] - 基础货币变动会影响广义货币的创造和派生，但二者并非简单的包含或一一对应关系 [1] 货币创造的关键环节与影响因素 - 货币创造涉及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实体经济三个部门，商业银行通过资产扩张派生出存款是货币创造的关键环节 [2] - 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受中央银行基础货币调节的影响，但根本上取决于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以及银行的放款意愿和能力 [2] - 当银行货币创造动力较强时，少量基础货币可撬动更多广义货币，反之即使基础货币投放很多，货币创造也可能有限 [2] 商业银行货币派生渠道的多元化 - 商业银行货币派生渠道不仅包括传统发放贷款，也包括购买债券等其他金融资产，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替代 [3] - 无论商业银行通过贷款还是购买资产进行信用扩张，都会形成对手方在银行体系的存款，从而派生出广义货币 [3] - 银行贷款占银行总资产比重保持在60%左右，持有的债券占资产比重由2019年末约20%升至目前约25% [4] 融资结构变化与央行政策调整 - 随着直接融资快速发展，银行货币创造渠道更趋多元化，贷款和购债行为均为信用扩张支持实体经济的表现 [4] - 中国人民银行为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丰富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创新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2025年三季度末工具余额占基础货币比重约为13% [4] - 再贷款是央行调控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体现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借贷关系，并非央行直接向企业放贷 [4] 未来货币政策调控方向 - 直接融资发展和融资结构变化对货币总量及金融调控产生深层次影响，需推进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 [5] - 未来将更加注重发挥价格型调控作用，通过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理顺利率传导机制和资产收益率比价关系 [5] - 目标是充分发挥利率调节金融资源配置的效果，稳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实效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