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 [2] - 三位学者的研究具有互补性：莫基尔教授提供观念、文化、社群与制度演化的“深根”，而阿吉翁教授和豪伊特教授提供竞争、知识产权、研发激励等“机制” [8] - 他们的理论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即通过营造内生经济增长的软实力驱动力，其“立新”的好处远大于负外部性 [3] - 该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三位学者长期关注中国经济并提出了具体建言 [3][11] 乔尔·莫基尔的研究贡献 - 从经济史角度观察知识与制度在长期增长中的作用，提出“知识解释”工业革命，强调英国工业革命源于实用知识的积累、编纂与扩散，而非仅是资本积累或单一制度因素 [5] - 研究释放的主张是，欧洲启蒙运动与包容性文化塑造了求真、实验和实用主义的知识生态，其研究方法强调非计量证据与“制度—文化”机制，对产业组织、创新经济学产生重要跨学科影响 [5] - 关于“有用知识”生产-扩散体系及开放科学文化的研究，为应对当前知识碎片化与科技国际竞争的挑战提供了历史镜鉴 [9] 菲利普·阿吉翁与彼得·豪伊特的研究贡献 - 核心理论贡献在于“熊彼特式内生增长模型”，以“创造性破坏”为引擎，质量爬升式创新推动生产率增长 [6] - 发现竞争与创新间的倒U型关系：适度竞争提高“逃逸竞争”式创新激励，但过强或过弱竞争都会削弱创新激励 [6] - 将金融摩擦、市场结构等导入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探讨信贷约束、知识扩散、制度质量对创新的影响 [7] - 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强调“价格信号+研发支持”可将创新从“脏技术”转向“清洁技术”，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具有高度现实性 [9] - 关于“竞争—创新—不平等”的分析提示，配套的教育、社保与劳动力再培训是将创新红利转化为广泛福祉的必要条件 [10] 理论对中国的建言 - 提升竞争与创新激励：在关键行业降低进入壁垒，强化并购审查与反垄断执法，避免“僵尸企业”占用资源，同时保持适度知识产权激励 [11] - 前沿距离与政策适配：靠近技术前沿的行业应更强调竞争与原创研发，远离前沿的行业应注重技术引进与标准化推广，政策应因地制宜 [12] - 方向性技术变革与绿色转型：通过碳价、绿色信贷与政府采购，推动研发转向清洁技术，在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等领域抓住新赛道先发优势 [12] - 知识生态与开放科学文化：建设工程师共同体、行业学会，推动“有用知识”快速编码与扩散，鼓励开放、同行评议与跨学科协作文化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