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天骐 中国人民大学行为实验财税研究中心研究员 代志新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行为实验财税研究中心主任 25年10日28日 顺应数字经济新业态内在运行规律深化税制改革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刻的结构性转型期。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人工智 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的突破性进展正在不断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和价值链体系；另一方 面，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气候变化威胁加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在这一关键历史节点，2025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 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三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阐明创 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机制"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这无疑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这一奖项的颁 发，距离2018年保罗·罗默（Paul Romer）因内生增长理论获奖仅七年时间，体现了国际经济学界对创新 与增长这一核心议题的持续关注。 不同于传统经济学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的分析范式，三位获奖者从不同维度深入剖析了创新如何成 ...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核心观点 - 奖项授予三位研究科技创新如何与市场竞争相互作用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学者，其成果在当前AI技术变革背景下具有深刻意义[2][5][40] 获奖者及其学术贡献 - 乔尔·莫基尔获得一半奖项，其研究揭示了科学突破与技术应用相互促进形成自我强化循环，是解释人类持续增长起点的关键桥梁[5][6][7][14] - 菲利普·阿吉翁与彼得·豪伊特共享另一半奖项，两人在上世纪90年代构建开创性数学模型，解释企业通过研发改进工艺和产品以取代市场巨头的机制[7][8][14] - 莫基尔主张工业革命是知识体系、科学精神与社会文化共同演化的结果，并将有用知识分为解释原理的"命题性知识"和指导实践的"规范性知识"[13][28] - 阿吉翁与豪伊特的内生增长理论显示，企业更替是增长发动机，美国每年超10%企业倒闭同时新企业诞生，这种创造性破坏过程推动行业演化[32][33][34][39] 理论现实意义与AI关联 - 理论指出创新成就新赢家也导致部分群体被忽视，AI崛起正掀起新一轮创造性破坏，可能加剧不平等并导致部分岗位消失[40][41][42] - 面对AI变革需完善政策体系防止市场失灵，维护创造性破坏机制以避免经济停滞，阿吉翁强烈批判对机器人征税，认为自动化反而通过规模经济创造更多就业[43][44][59][62][63] - 阿吉翁出身艺术家庭，母亲为时尚品牌Chloé创始人，其成长环境被认为影响了他对创新的动态认识[46][50][57]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论 - 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因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的阐释而获奖 [1] 理论渊源与核心概念 - 理论源于熊彼特1912年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概念，即企业家通过创新打破市场均衡，促使资源向新技术转移，实现长期经济发展 [2] - 阿吉翁与豪伊特于1992年合作发表首篇论文，构建了"熊彼特范式"，将经济增长分析从国家层面推进到企业微观层面 [3] - 该范式引入"创造性破坏"机制，认为创新会淘汰落后技术和企业，实现资本和人力资源的重新有效配置 [3] 创新与市场竞争的关系 - 研究发现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研发投入随竞争加剧先升后降 [4] - 在技术水平相近的行业中，竞争会激发企业创新以获取优势，这被称为"避免竞争效应" [4] - 在技术水平悬殊的行业中，激烈竞争反而会抑制落后企业创新，这被称为"熊彼特效应" [4] 理论在中国产业政策中的应用 - 基于1998-2007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证明，在竞争性部门实施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对生产率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 [5] - 该研究荣获2017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为产业政策工具的应用提供了重要启示 [5] 理论传播与教材建设 - 两位经济学家于1998年出版了系统阐述"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生教材，涵盖了创新与经济周期、市场结构等重要主题 [6] - 随后推出了本科生教材《经济增长》，以及阿吉翁基于讲稿整理的《创造性破坏的力量：经济剧变与国民财富》 [6] 理论的时代意义 - 该研究复兴了熊彼特关于创新与经济周期的思想，建立了新的研究范式 [7] - 该理论有助于理解知识经济时代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的作用机制及其广泛影响 [7]

文章核心观点 -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 [2] - 三位学者的研究具有互补性：莫基尔教授提供观念、文化、社群与制度演化的“深根”，而阿吉翁教授和豪伊特教授提供竞争、知识产权、研发激励等“机制” [8] - 他们的理论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即通过营造内生经济增长的软实力驱动力，其“立新”的好处远大于负外部性 [3] - 该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三位学者长期关注中国经济并提出了具体建言 [3][11] 乔尔·莫基尔的研究贡献 - 从经济史角度观察知识与制度在长期增长中的作用，提出“知识解释”工业革命，强调英国工业革命源于实用知识的积累、编纂与扩散，而非仅是资本积累或单一制度因素 [5] - 研究释放的主张是，欧洲启蒙运动与包容性文化塑造了求真、实验和实用主义的知识生态，其研究方法强调非计量证据与“制度—文化”机制，对产业组织、创新经济学产生重要跨学科影响 [5] - 关于“有用知识”生产-扩散体系及开放科学文化的研究，为应对当前知识碎片化与科技国际竞争的挑战提供了历史镜鉴 [9] 菲利普·阿吉翁与彼得·豪伊特的研究贡献 - 核心理论贡献在于“熊彼特式内生增长模型”，以“创造性破坏”为引擎，质量爬升式创新推动生产率增长 [6] - 发现竞争与创新间的倒U型关系：适度竞争提高“逃逸竞争”式创新激励，但过强或过弱竞争都会削弱创新激励 [6] - 将金融摩擦、市场结构等导入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探讨信贷约束、知识扩散、制度质量对创新的影响 [7] - 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强调“价格信号+研发支持”可将创新从“脏技术”转向“清洁技术”，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具有高度现实性 [9] - 关于“竞争—创新—不平等”的分析提示，配套的教育、社保与劳动力再培训是将创新红利转化为广泛福祉的必要条件 [10] 理论对中国的建言 - 提升竞争与创新激励：在关键行业降低进入壁垒，强化并购审查与反垄断执法，避免“僵尸企业”占用资源，同时保持适度知识产权激励 [11] - 前沿距离与政策适配：靠近技术前沿的行业应更强调竞争与原创研发，远离前沿的行业应注重技术引进与标准化推广，政策应因地制宜 [12] - 方向性技术变革与绿色转型：通过碳价、绿色信贷与政府采购，推动研发转向清洁技术，在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等领域抓住新赛道先发优势 [12] - 知识生态与开放科学文化：建设工程师共同体、行业学会，推动“有用知识”快速编码与扩散，鼓励开放、同行评议与跨学科协作文化 [12]

阿吉翁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核心 - 创新并非一开始就具有正外部性，而是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漠视、打击或扼杀，并不断打击旧技术和旧利益 [2] - “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新产品的进入会导致销售旧产品的公司失败，技术被淘汰的公司会在竞争中出局 [3] - 阿吉翁与彼得·豪伊特在1992年构建了关于“创造性破坏”的数学模型，凭借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开创性研究获得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3] 熊彼特增长理论的四个主要思想 - 长期增长依赖于创新，包括工艺创新、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 [4] - 创新动机是希望收获垄断租金，但由于知识外溢效应和信贷市场缺陷，需要政府在知识经济中扮演联合投资人的角色 [4] - 创造性破坏会导致新旧势力冲突，政府需充当更替风险的保险人，并保持保护现有创新与不妨碍未来创新的平衡 [5][6] - 增长政策需顺应时势，对追赶型增长有利的政策可能不适用于创新引领型增长阶段 [6] 内生增长理论对传统理论的突破 - 传统索洛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因素，而内生增长理论将创新内生化，强调其是企业追求市场领先地位的动态竞赛结果 [7] - 阿吉翁与豪伊特以数学模型形式化表达了“创造性破坏”，核心包括增长是技术迭代过程、增长具有破坏性、创新依赖激励机制三层含义 [7] - 内生增长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和“如何”促成持续创新，并给出可操作的政策杠杆，重视教育、金融、知识传播等无形资产要素的边际效应 [8] 阿吉翁对政策与竞争的观点 - 阿吉翁直言不喜欢美国的保护主义浪潮，认为开放是增长的驱动力，任何阻碍开放的因素都会成为增长的绊脚石 [9] - 需要促进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缺乏审慎监管可能导致“超级明星”企业垄断该领域，阻碍未来竞争者进入 [9]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与建议 - 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本质是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升级，优势在于将创新转化为产业竞争力的制度能力与市场规模 [13] - 中国提出“新质生产力”等战略方向，推动经济增长转向效率提升、自主创新及高附加值发展 [13] - 阿吉翁提出中国转向创新引领型经济的四大支柱：竞争与创造性破坏、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有活力的劳动力市场、更加强调风险资本的金融体系 [11][12]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增长理论核心观点 - 三位学者共同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本质：知识是火种，创新是烈焰，毁灭是灰烬，而增长是无数次毁灭灰烬之上的生生不息 [6] - 莫基尔阐明技术进步推动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阿吉翁和霍伊特提出以创造性毁灭过程推动的持续增长理论 [6] - 增长更深层的含义是文明的学习能力——一个社会能否持续积累知识、鼓励创新并在毁灭中重建秩序 [5][43] 莫基尔：知识点燃现代增长 - 莫基尔认为现代增长的根源是知识而非单纯经济激励，经济制度与市场只是放大器而非起点 [14] - 他将知识分为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现代增长的关键在于这两类知识能够充分创造、积累、传播并相互结合 [15] - 欧洲率先实现现代增长是因为其特殊的政治与文化条件更有利于有用知识的创造、积累与传播 [15][16] - 莫基尔通过构造启蒙运动指数发现，英格兰、苏格兰、荷兰等地区的指数显著高于法国，这与欧洲各国经济起飞的顺序高度吻合 [18][19] 阿吉翁和霍伊特：创造性毁灭增长理论 - 阿吉翁和霍伊特建立了熊彼特增长模型，将技术形式化为经济生产中最关键的中间投入品 [30][31] - 技术进步通过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替代实现，而获取新技术的唯一方式是进行研发投入，研发被设定为带有随机性的过程 [31] - 创造性毁灭框架下技术变迁带来双重效应：更新技术提升长期增长潜力，旧技术淘汰对相关利益集团带来冲击 [32] - 相较于罗默模型，该理论具备更强解释力：引入研发随机性可解释经济周期，纳入新旧技术博弈可分析利益冲突 [32] 竞争与创新的平衡 - 竞争对创新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存在激励效应和打击效应 [35] - 对于技术前沿企业，竞争加剧会激发更强创新冲动；对于技术落后企业，激烈竞争可能挤压生存空间导致放弃研发 [35] - 竞争与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竞争程度在临界点前上升时有助激发创新，超过阈值后创新反而受抑制 [36] - 产业政策的关键在于能否根据现实条件合理设计最有效的竞争结构，而非简单的奖优或扶弱 [37] 碳中和推进路径分析 - 从熊彼特范式出发，渐进式能源转型方案可能整体效率更低 [38] - 任何重大技术转型都伴随创造性毁灭，分阶段改革会导致利益重组发生多次，增加制度摩擦和社会成本 [38] - 渐进式改革容易形成中间利益集团的路径依赖，产生中途锁定效应阻碍后续技术跃迁 [39] - 尽管激进方案操作难度大，但整体调整成本可能更低，最具风险的选择或许才是成本最小、效率最高的改革方案 [40]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核心观点 - 奖项授予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霍伊特，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研究 [1] - 莫基尔因阐明技术进步推动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获得一半奖金 [1] - 阿吉翁和霍伊特因提出以创造性毁灭过程推动的持续增长理论分享另一半奖金 [1] 乔尔·莫基尔的理论贡献 - 莫基尔的研究视角聚焦于现代增长的起源问题，认为知识积累与传播是技术进步的真正动力，经济制度与市场仅是“放大器”而非“起点” [5][7] - 他将知识分为“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并指出现代增长的关键在于这两种知识的充分创造、积累、传播与结合 [8] - 莫基尔提出，欧洲率先实现现代增长得益于其特殊的政治与文化条件，如多国竞争格局和高度一体化的“思想市场”，这有利于“有用知识”的传播 [9] - 他强调17世纪启蒙运动及“培根计划”通过提升知识的可及性，在推动现代经济增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10][11][12][13][14] 菲利普·阿吉翁与彼得·霍伊特的理论贡献 - 阿吉翁和霍伊特于1992年发表《基于创造性毁灭的增长》一文，建立了“熊彼特增长模型”，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形式化 [23][24] - 其模型将技术形式化为关键中间投入品，技术进步通过研发带来的新技术淘汰旧技术实现，补充了索洛模型中缺失的“技术更新”过程 [24][25] - 该理论框架具备更强的解释力，能分析技术变迁背后的利益冲突与博弈结构，并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25] - 他们指出竞争对创新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存在“激励效应”与“打击效应”，竞争与创新之间呈倒U型关系 [27][28] - 应用该范式分析产业政策，认为政策关键在于设计合理的竞争结构，而非简单的“奖优”或“扶弱” [28][29][30] - 在碳中和议题上，阿吉翁主张激进式方案可能整体成本更低，需警惕渐进式改革易形成的“中间利益集团”路径依赖和“中途锁定效应” [31][32] 增长理论的演进与启示 - 从斯密的“分工”到索洛的“技术”，再到本次获奖者的“知识—创新—毁灭”三部曲，增长理论不断演化 [33] - 增长的深层含义被揭示为文明的学习能力，即社会持续积累知识、鼓励创新并在毁灭中重建秩序的能力 [33] - 当前时代技术迅猛发展但全球化面临挑战，重申维护支撑创造性破坏的机制对避免停滞至关重要 [3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理论核心 -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2] - 该理论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要素投入边际收益率递减的约束，从熊彼特“破坏性创新”视角探索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2] - 理论强调教育、金融、知识传播和激励机制等无形资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具有颠覆性转变[3] 乔尔·莫基尔的学术贡献 - 从经济史角度观察知识与制度在长期增长中的作用，提出“知识解释”工业革命，强调英国工业革命源于实用知识的积累、编纂与扩散，而非单一资本或制度因素[4][5] - 研究主张观念、文化、学术共同体等启蒙运动与包容性文化塑造了求真、实验和实用主义的知识生态[5] - 将经济史与思想史、科学史结合，强调非计量证据与“制度—文化”机制，对产业组织、创新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产生重要跨学科影响[5] 菲利普·阿吉翁的学术贡献 - 核心理论贡献在于“熊彼特式内生增长模型”，以“创造性破坏”为引擎，质量爬升式创新推动生产率增长，旧技术被新技术淘汰[6] - 发现倒U型关系，即适度竞争提高“逃逸竞争”式创新激励，但过强或过弱竞争均会削弱创新激励[6] - 将熊彼特观点严格建模并与实证体系对接，其方法和理论体系已成为现代增长理论与产业组织-创新交叉领域的主流框架[7] 彼得·豪伊特的学术贡献及合作影响 - 与阿吉翁共同奠基熊彼特式增长框架，将金融摩擦、市场结构、错配的市场摩擦导入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探讨信贷约束、知识扩散、制度质量对创新的影响[7] - 合著的内生增长理论教科书对一代研究者的建模训练影响深远[7] 理论互补性与政策框架 - 莫基尔提供“深根”（观念、文化、社群与制度演化），阿吉翁和豪伊特提供“机制”（竞争、知识产权、研发激励、创造性破坏），研究成果结合有助于设计兼顾激励与知识扩散的创新政策[8] - 政策意义包括建立兼顾激励与扩散的创新制度组合、强化知识生态与人力资本、因地制宜的产业与绿色政策、探索包容性增长配套体系[9] 理论对当前经济挑战的实践意义 - 为应对发达经济体自2005年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低于1990年代的放缓问题提供了可操作政策药方，如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校准、研发补贴和教育结构[10] - 在绿色创新方面，强调“价格信号+研发支持”可将创新从“脏技术”转向“清洁技术”，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具有高度现实性[11] - 莫基尔关于“有用知识”生产-扩散体系的研究为应对知识碎片化与科技国际竞争挑战提供了历史镜鉴，强调开放交流、标准化与职业共同体的重要性[11] 不同经济体的应用差异 - 美国在1990年代反垄断强势、风险资本体系发达，配合高等教育与科研资助，支撑了IT革命与专利活动高涨，但2010年代后产业集中度增高可能落入倒U型右侧风险区，解释部分创新扩散放缓[12] - 北欧国家在强竞争政策与高研发投入下保持较高专利密度与全要素生产率，而欧盟市场整合强但资本市场碎片化导致“前沿逃逸”动力不足[12] - 对新兴经济体的研究指出，只有在金融可得性与法治改善同步的条件下，竞争冲击才更可能转化为创新与生产率提升[12] 绿色创新的政策路径案例 - 欧盟早期引入碳交易与严格排放标准，汽车与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清洁专利占比显著上升[13] - 美国联邦层面碳价缺位但通过《通胀削减法案》给予强力补贴与税收抵免，形成“研发+需求拉动”组合促进清洁创新[13] - 对资源依赖型经济体，主张以收入中性方式引入碳税并回补低收入群体，以避免陷入旧技术路径[13] 知识生态与长期增长韧性 - 英美与北欧的开放科学、同行评审、学术-产业界互通生态与莫基尔强调的“有用知识生态”契合，支撑长期韧性[14] - 欧盟与东亚经济体强调理工教育与国家研发投入，形成高强度“编码知识”生产，但若数据开放、学术流动不足会削弱知识扩散效率[14] - 新兴经济体应建立工程师与技师的职业社群、标准化与中等教育普及，以将进口技术转化为本土持续改进[14] 内生增长理论相较传统理论的创新 - 传统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给定，而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由企业的研发决策内生产生，并关联市场结构、知识产权、竞争强度等政策变量[15] - 传统理论技术作为“公共外生因子”，内生增长理论通过质量台阶机制揭示新技术取代旧技术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是长期增长推动要素[16] - 传统理论认为政策对长期增长率影响有限，内生增长理论明确揭示竞争强度、知识产权、研发补贴等因素会改变创新激励，从而影响长期增长率与方向[16] -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企业/行业的异质性与“前沿距离”，推导出前沿与追赶国家需要不同的政策组合[17] -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创新可被政策与价格信号引导，影响产业结构与长期增长质量，而传统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无方向的外生漂移[17]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建言 - 建议在关键行业降低进入壁垒，强化并购审查与反垄断执法，避免僵尸企业占用资源，同时保持适度知识产权激励，以提高逃逸竞争型研发和全要素生产率[20] - 根据前沿距离采取适配政策，靠近技术前沿的行业强调竞争与原创研发，追赶型行业注重吸收能力、技术引进与标准化推广，东部沿海地区强化竞争与基础研究，中西部侧重职业教育与工艺改良[20][21] - 通过碳价、排放标准、绿色信贷与政府采购推动研发转向清洁技术，在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将标准、碳价与补贴协同[21] - 建设工程师共同体、行业学会、标准化体系，推动有用知识快速编码与扩散，鼓励开放、同行评议与跨学科协作文化[21] - 优化科研评估与激励，扩大长期耐心资本供给，提升职业教育与工程师培养质量，以缓解短视融资问题[22]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及其贡献 -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解释 [4] - 获奖者分享了1100万瑞典克朗奖金，其中莫基尔获得一半，阿吉翁和豪伊特共同获得另一半 [6] 乔尔·莫基尔的核心理论 - 乔尔·莫基尔的研究揭示了持续经济增长成为新常态的原因，强调社会对新思想保持开放并允许变革的重要性 [6] - 其研究指出，工业革命前缺乏对技术“为何有效”的科学解释，阻碍了在已有发现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6] 菲利普·阿吉翁与彼得·豪伊特的核心理论 - 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在1992年构建了关于“创造性破坏”的数学模型，阐述新技术淘汰旧技术的过程 [7] - 该模型以“创造性破坏”为引擎，强调质量爬升式创新推动生产率增长，并将创新激励、市场结构与增长内生化 [7] 创造性破坏理论的影响与管理 - 创造性破坏会产生冲突，必须以建设性方式管理，否则创新会被面临劣势的既有利益集团阻碍 [8] - 内生增长理论通过创造性破坏提升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并重塑已饱和的市场 [8] - 创新是双刃剑，会对传统经济赛道产生替代和摧毁效应，但合适的监管会催生新机遇，例如人工智能 [8]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近期趋势 - 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非常关注实际经济问题，与时代背景紧密结合 [9][10] - 2024年奖项授予对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的研究，2023年授予对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研究，2022年授予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 [9][10] 理论对经济转型的启示 - 内生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转型意义重大，注重优化营商环境、激励企业家精神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8] - 创新政策不仅包括研发补贴与产权保护，还包括知识生态建设与包容性文化 [8]

文章核心观点 -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霍伊特，以表彰他们在理解技术变迁推动持续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 [1] - 莫基尔从经济史和文化角度阐释了知识（特别是启蒙运动带来的知识体系重塑）在现代经济增长起源中的核心作用 [3][6][7] - 阿吉翁与霍伊特从理论建模角度构建了“创造性毁灭”机制，阐明技术创新通过动态竞争驱动长期增长，并分析了其微观机制与政策含义 [1][15][16][17] 乔尔·莫基尔的研究贡献 - 研究主题聚焦于解释18世纪前后东西方发展路径出现“大分流”的原因，并从文化角度提出了独特解释 [3] - 批判了现有从生产要素成本、产权保护或贸易扩张等角度解释大分流的理论，认为其难以解释现代增长在西欧的广泛扩散、对制度依赖的减弱以及更强的稳健性等特征 [4][5][6] - 提出知识经济理论，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对知识的依赖显著提高，知识的可传播性使其能突破地域和制度限制，科学知识的应用也增强了应对冲击的能力 [6] - 强调17世纪启蒙运动及“培根计划”是关键转折点，其不仅激励了科研热情，更通过统一术语、学术期刊等机制极大增强了知识的可及性，降低了获取成本 [7][8][9][10][11] - 通过构建“启蒙运动指数”等指标，发现启蒙运动的强度分布与欧洲经济起飞顺序一致，并利用学术期刊创办、科学团体兴起等证据论证知识启蒙的关键作用 [11][12] 菲利普·阿吉翁的研究贡献 - 研究领域集中在创新经济学，特别关注创新的潜在破坏性，将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思想引入现代经济学 [15] - 与霍伊特共同发展了以内生“创造性毁灭”为核心的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假设技术进步通过研发产生，新技术的成功会淘汰旧技术 [16] - 该理论揭示了技术变迁的双重效应：新技术提升长期增长潜力，同时旧技术被淘汰对既得利益者造成冲击，社会福利净变动取决于两者对比 [17] - 相比罗默模型，该理论能更好地分析技术变迁与经济周期的互动，以及技术更新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为竞争政策和产业治理提供理论支撑 [17] - 研究还广泛涉及创新的微观机制与制度因素，如持股结构、融资环境、公司治理等，并关注创新政策的社会效果，如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