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与美元主导地位 - 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逆差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形成"裁缝与顾客"的借贷循环模式，依赖他国对美元资产的需求维持经济繁荣 [4] -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源于美元过剩与美国国际收支恶化，1971年后美元与黄金脱钩但内在矛盾未解，美国外债占GDP比重从1985年净债务国升至2021年70%（18万亿美元）[6][7][9] - 全球外汇储备从1969年330亿美元增至2021年13万亿美元（美元占7万亿），其他国家储备需求延缓了美元危机爆发 [10]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挑战 - 现行体系下全球金融安全网规模达13万亿美元（含IMF配额6600亿、清迈协议2400亿等），但2015年中国案例显示8000亿外储两年耗尽，显示储备需求刚性 [11][12] - 改革方向应降低非储备货币国积累外储的必要性，需配合灵活汇率制度与资本管制，而非单纯扩大安全网规模 [12] - 美元武器化（如冻结俄央行3000亿外储）颠覆国际金融规则，加剧体系碎片化风险，可能催生区域性货币集团 [14][20] 人民币国际化与东亚合作 - 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启动后因贬值预期与资本外流放缓，当前美元武器化提供新推动力，但进程需市场驱动且长期渐进 [16][17][18] - 东亚区域合作受地缘政治制约，清迈协议（2400亿美元互换规模）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中日韩关系变化增加合作难度 [18][19] - 中国将推进双循环战略与资本项目开放，同时维护IMF等多边框架权威，倡导重启东亚金融合作 [21] 全球不平衡与美元体系风险 - 美国净外债占GDP比重从2006年13%（1.8万亿）升至2022年70%（18万亿），叠加35万亿国债，债务可持续性存疑 [13] - 美元崩溃风险类似"沙堆效应"，市场信心临界点难以预测，但债务积累已远超布雷顿体系时期水平 [13][14] - 历史对比显示，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俄仍相互偿付债务，而当前金融武器化打破传统规则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