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创科生态演变 - 香港创科地位从“锦上添花”转变为至关重要的核心发展方向 [2] - 全民关注创科，资本日趋活跃，投资阶段从集中于中后期大幅前移至早期天使轮 [2] - 科技创新成为香港发展的核心引擎，硬科技领域崭露头角，项目数量增多，大众关注度提升 [6] 企业运营模式与挑战 - 朗思科技采用“香港研发、深圳生产”模式，大湾区供应链在早期对成本控制起决定性作用 [2] - 香港本地生产人力及供应链成本较高，但智能工厂数量显著增长，传统工厂成功改造，精密仪器领域奠定产能根基 [9] - 香港创科主要短板在于本地产业配套不足，缺乏本地应用场景和相关产业链 [3][7] 政府政策与支持 - 香港特区政府设立“产学研1+计划”，获得100亿港元拨款，以配对形式资助不少于100家潜力初创企业 [3] - 每个获批项目可获1000万港元至1亿港元不等资助，政策为市场提供示范，降低早期投资风险 [3][4] - 政策从科技领先度、未来市场空间和服务社会三维度评判项目，为投资人提供参考依据，留住高校科研成果 [8] 全球化与未来发展 - 香港创科企业出海核心挑战是必须有产业化落地的样品，可利用香港作为绝佳试验田完成本地验证后推广至全球 [3] - 利用香港与国际无缝衔接的法律和金融体系，迅速将成果推广至全球 [3] - 获得政策支持后，朗思科技计划调整部分高端产品产能回香港生产，实现高端精密仪器“香港制造” [8] 深港融合与基础设施 - 深港在资本跨境流动和人员互动方面存在挑战，如跨境法律法规差异和境外直接投资流程 [10] - 香港需要提升创科土地利用率，利用北区未开发土地供创科企业使用，并提高土地批复效率 [11] - 香港是700万人口大城市，可作为创科产业绝佳试验田 [11]

香港作为科创企业全球化平台的优势 - 香港IPO市场在2025年上半年融资金额已超过2024年全年融资总额，资本仍倾向通过香港投资内地科技公司[3] - 香港法律架构适配性强，适合企业起步阶段布局，尤其敏感行业可搭建“内地+海外”的双轨架构[4] - 香港对国际人才吸引力增加，大批在欧美国家工作的高端华人科研人员选择回到香港高校任职，多所高校在2026年QS排名中表现突出（香港大学第11名，中文大学第32名，科技大学第44名）[4] - 香港高校在AI医疗、靶向药物、OLED材料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并成功实现技术转化，香港理工大学增设“副校长（知识转移）”职位以系统推动科研技术孵化和项目落地[4] 企业出海策略与香港的中介作用 - 企业出海需找到适配的本地资源与合作伙伴，最困难的是找到合适的本地团队[6] - 朗思科技通过深圳团队直接对接东南亚、中东和欧洲市场效果不理想，中东地区法务、税务及出口手续复杂且进度缓慢[7] - 朗思科技调整为通过香港公司作为出海中介平台后，报关、物流等手续简化，效率明显提升[7] - 产品出海应聚焦终端客户需求并结合地域特征进行创新，例如将激光遥测技术与云台结合开发防爆型检测仪应用于香港发电站[8] 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合作与未来趋势 - 香港“再工业化”可参照瑞士模式，发展精密医疗器械、检测仪器制造等高附加值产业，利用旧工业大厦“腾笼换鸟”[8] - 预计更多内地资本将流向香港，尤其是投向高校的科技创新项目，“香港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将不断涌现[8] -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人才与资金的天然交汇点，更是链接全球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9] - AI投资正从纯软件生态向“AI+硬件”深度融合演进，传统硬件融合AI后利润空间和品牌响应速度明显提升[9] - 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AI+硬件”趋势的创新和实现中心，穿戴式设备有较大发展机会，预计未来该领域超过一半的头部公司会在大湾区出现[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