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 美国新能源转型面临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多重困境，本土储量有限且冶炼加工环节存在明显短板，实现“矿产安全”需在本土整合与国际合作间找到平衡点 [1] 供需状况 - 美国多数关键矿产严重依赖进口，到2035年仅有锌和钼能实现供需平衡，铜、锂、石墨、镍、银等均存在巨大供需缺口 [2] - 铜的供需矛盾最为突出，2035年需求预计达292万吨，本土产能仅180万吨，缺口112万吨，进口依赖度达62% [2] - 锂需求预计在2035年突破10.7万吨，但本土供应仅2.8万吨，进口依赖度超过280% [2] - 石墨几乎无本土开采，需求缺口67.7万吨；镍需求75万吨，本土供应仅0.8万吨；银需求1.66万吨，本土供应0.14万吨 [2] - 冶炼加工环节是供应链短板，美国仅有3家铜冶炼厂，总产能55.8万吨，远不能满足本土铜矿加工需求，在中游环节面临“卡脖子”风险 [3] 政策环境 -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计划投入20亿美元用于国防储备矿产采购、50亿美元支持工业基础基金、5亿美元提供国防信贷，但取消了《通胀削减法案》中10%的矿产生产税收抵免，未能解决矿业竞争力结构性问题 [4] - 关税政策反复，曾计划对铜产品征收50%关税，最终仅对电线、电缆等半成品征税，导致铜价暴跌20%，政策稳定性受市场质疑 [4] - 政策核心矛盾在于“保护本土产业”与“控制下游成本”的冲突，全面加税会推高下游制造业成本，削弱全球竞争力；不加税则本土高成本项目难以吸引投资 [5] 破局路径 - 解决方案核心是“本土生态整合”与“友岸外包”相结合，需构建覆盖“采矿-冶炼-物流-设备”的全产业链生态 [6] - 本土层面需简化审批流程（目前平均周期长达10年以上），建设高效物流网络，升级采矿设备以降低成本（美国铜矿开采成本比全球平均高8%） [6] - 国际合作方面推行“友岸外包”，根据“成本低、产能大”原则与盟友及资源丰富国家建立长期合作 [7] - 铜的合作重点为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智利；石墨聚焦非洲“石墨三角”和加拿大；锂合作对象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及南美“锂三角”；镍需加强与印尼、巴西、菲律宾合作 [7] - 国际合作模式是帮助合作国发展加工产业，如在刚果投资建设钴加工设施，在非洲“石墨三角”支持建设石墨阳极生产线，以减少对中国中游加工的依赖 [7] 创新机制 - 建议采用“政府与企业签订保底价格合同”模式替代单纯的关税保护，以平衡企业信心与成本控制 [9] - 参考案例为美国稀土企业MP Materials与政府的合作：政府提供“NdPr产品110美元/公斤”的保底价格，若市价低于此水平则政府补足差额，若高于则额外收益按3:7比例分享 [9] - 该模式可推广至铜、锂、镍等领域，例如为铜矿设定“1.2万美元/吨”的保底价格，覆盖本土矿山和冶炼厂的合理成本 [9]

纪要涉及的行业和公司 - **行业**：制造业、电子、电气、交通运输、金属与矿业、生物技术、国防、消费品、服务业、汽车、制药、科技硬件、化工、医疗、食品饮料、零售、物流、房地产、金融、农业、航空等 - **公司**：未明确提及具体公司名称，但涵盖了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公司、上市公司等，包括亚洲、欧洲、美洲等地区的企业 纪要提到的核心观点和论据 1. 贸易战与供应链调整 - **核心观点**：贸易战引发的关税和地缘政治碎片化促使企业重新考虑供应链布局，呈现出回流（reshoring）和近岸/友岸外包（near/friendshoring）两种趋势，且调整具有行业特异性。 - **论据** - 自2018年以来，中国在美国进口中的份额下降7.7pp，其中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类别下降近30pp，而越南和墨西哥份额上升[14][16]。 - 调查显示，只有20%的分析师预计会有显著的回流，40%预计资本密集型行业会有温和的向美国的转移[3]。 - 50%的分析师指出越南、墨西哥、印度和泰国是生产转移的目的地，而只有7%选择美国[5]。 2. 美国制造业回流趋势 - **核心观点**：美国制造业回流趋势在2022年达到顶峰后放缓，未来预计会有温和的回流，主要集中在少数资本密集型和国家安全相关行业，但面临时间和劳动力等问题。 - **论据** - 过去15年，回流和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了约20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占制造业总就业的20%，但近2年趋势放缓，2022年创造35万个岗位后下降[25][26]。 - 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回流可能需要1 - 3年完成，且超过50%的分析师指出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缺乏具有竞争力成本的合格劳动力[4]。 - 预期即将出台的税收法案中对新工厂成本的全额折旧等税收激励措施将支持适度的生产回流，但这些措施可能是暂时的[56]。 3. 近岸/友岸外包趋势 - **核心观点**：近岸/友岸外包是更具吸引力的选择，越南、墨西哥、印度和泰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可能成为主要受益者。 - **论据** - 墨西哥由于与美国的地理接近性、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以及USMCA协议下的低关税，被认为是汽车、食品饮料、运输等行业的潜在受益地[5][134]。 - 约20%的受访者预计越南将从中国的制造业转移中受益，但对越南存在货物转口的担忧[48]。 4. 价格和利润率影响 - **核心观点**：关税预计会导致价格上涨和利润率压缩，不同地区和行业的表现有所不同。 - **论据** - 欧洲分析师主要预计关税会直接推动价格上涨，而美国和亚洲分析师预计价格上涨和利润率压缩并存[6]。 - 工业和制造业预计价格上涨最多，而消费品和服务行业的利润率压缩更为集中[6]。 5. 各地区情况分析 - **美国**：分析师预计如果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保持高位且对其他国家维持10%或更高的关税，企业会有一定的生产向美国转移，但由于劳动力成本高、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进展可能有限。资本密集型和国家安全相关行业更有可能回流，且预计未来1 - 3年发生。部分行业如电子可能因关税豁免而延迟回流。越南和墨西哥可能是中美脱钩的最大受益者。近三分之一的分析师认为税收激励会促使企业将生产转移回美国[99][100][109][110][121][136]。 - **欧洲**：高永久关税对欧洲跨国公司的生产或采购决策影响不大，目前已有部分企业在过去几年进行了相关调整。制药、汽车和科技硬件行业可能是主要的“推动者”，预计未来1 - 3年美国的生产会增加。约65%的公司认为美国生产成本高是一个问题，55%的公司考虑美国合格劳动力的可用性[155][158][169]。 - **亚洲**：所有受访分析师预计其涵盖的公司会因关税提高产品价格，超过80%认为会因供应链中断而在全球采购产品方面遇到困难。亚洲跨国公司自2018年以来已开始调整供应链，但美国不是首选目的地，预计更多生产会转移到发展中经济体，如越南、泰国、印度和墨西哥。近70%的分析师认为合格劳动力不足是增加美国生产的主要障碍[183][185][197][204][206]。 - **美洲（除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因USMCA协议面临较低的有效关税（可能低至5%），是为美国消费者生产的最佳非美国国家。墨西哥劳动力成本低，可能是主要受益者，预计工业和消费品行业会有生产转移。短期内，美国关税的波动可能会减缓墨西哥的投资，但长期来看，墨西哥有望受益于新的全球关税秩序。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如巴西、巴拿马、智利等也可能从贸易转移中受益[213][214][216][232]。 - **EEMEA**：目前该地区不太可能成为贸易重定向或投资的主要受益者，但如果美国关税和政策被视为永久性的，一些进口和出口关税低、劳动力供应充足、成本低的国家（如海湾国家、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可能成为有竞争力的出口中心，吸引重定向投资。该地区部分国家与中国和美国都有广泛的贸易和金融联系，但地理距离和地缘政治风险是不利因素[236][239][240]。 其他重要但是可能被忽略的内容 - **调查局限性**：调查样本规模较小，美国26名分析师、亚太19名、欧洲11名，且大部分覆盖的是大型上市公司，可能存在小样本偏差，未涵盖美国中小制造商以及目前在美国没有业务的公司的决策情况[91][92][93]。 - **通胀预期**：预计核心PCE通胀将在2024年第四季度达到3.5%的同比峰值，然后在2026年底降至2.4%，但由于供应链问题和关税传导的渐进性，通胀风险可能偏向上行，这可能影响美联储的利率决策，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冲动[146]。 - **USMCA协议**：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议（USMCA）使符合条件的商品维持零关税，如汽车可豁免美国内容的关税，预计2025/2026年将重新谈判，该协议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和生产决策有重要影响[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