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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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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称便,即是良吏
新浪财经· 2026-02-06 20:41
欧阳修赴任青州背景 - 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欧阳修因服制问题被贬至亳州,次年(1068年)八月改任兵部尚书、知青州,时年62岁 [3] - 欧阳修当时已心灰意冷,厌倦仕途,接连上奏22道奏章以“疾病衰残”为由请求退休,但未获批准 [3] - 在皇帝诏书和王安石的盛情劝说下,欧阳修最终赴任青州 [3] 赴任途中的经历与创作 - 从亳州赴青州途中,于十月经过济南,游览历下风光并拜谒舜庙和舜泉 [4] - 在济南创作《留题齐州舜泉》(又称《舜井歌》),感怀大舜遗迹,诗中提到“历山之下有寒泉” [4] - 后来苏轼将欧阳修此诗刻石立于舜泉旁,成为济南诸泉旁最早、名气最大的泉水诗碑,后于元明之际损毁 [4] - 离开齐州前往青州途中,创作《晓发齐州道中二首》,抒发旅途疲惫、漂泊心境及“壮志未酬身已老”的感慨 [5][6] 青州任内的为政举措 - 欧阳修于十一月十八日到任青州,立即在城郊圜丘祭祀天地,祈祷风调雨顺 [7] - 当时因河北灾荒,大量流民涌入青州,欧阳修启动赈灾,将灾民分散至全州各地救济,并开官仓放粮,征集民间存粮 [7] - 其执政原则为“宽简而不扰”,即“不为苛急”、“不为繁碎”,不大兴土木,节省财力以减轻百姓负担 [8] -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欧阳修认为其加重农民负担,两次上奏主张“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纳元数本钱” [9] - 同年麦收季节,青州大雨成灾,欧阳修奏请免除灾民青苗钱本息,并“擅行止散”,在青州暂停发放秋料青苗钱,因此受到宋神宗和王安石斥责 [9] - 欧阳修为此写下《谢擅止散青苗钱放罪表》,指出青苗法“大喧于物议”、“不便于人情” [9] - 其治理下,青州两年后出现“年时丰稔,盗讼稀少”的政通人和局面 [9][14] 青州期间的文学创作与生活 -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中有五人是其门生,一生创作诗词千余首,散文500余篇,并编纂《新唐书》《新五代史》 [10] - 初到青州的冬天,登表海亭赋诗,抒发羁旅之愁与归隐之思 [11] - 在府衙南边建“山斋”作为静养之所,并创作《山斋戏书绝句二首》等诗,描绘春日闲适与自然意趣 [12] - 春日病愈后漫步至水磨亭,创作《水磨亭子》,诗中描绘“新荷出水双飞鹭,乔木成荫百啭莺”等景色 [12] - 创作《春晴书事》,吟诵青州春日“家家柳”、“处处山”的美丽风物 [13] - 雨后游览石子涧,创作《游石子涧》,描绘“雨后山光入酒杯”、“泉落断崖舂壑响”等幽静景色 [13] - 登南楼创作《留题南楼二绝》,其中写道“偷得青州一岁闲,四时终日面孱颜”及“无一诗中不说山”,直抒对青州山水的喜爱 [13] - 在青州还撰写了金石学开山之作《集古录》的部分内容,以及被称为“千古祭文”的《泷冈阡表》 [14] 离任与影响 - 熙宁三年(1070年),欧阳修改知蔡州,同年改号“六一居士” [14] - 其离任后,青州百姓在南阳河畔修建欧公祠以作纪念,清朝顺治年间与富公祠、范公祠合并为“三贤祠” [14]
人工智能产业背后的隐形劳动者|荐书
第一财经· 2025-11-07 10:47
人工智能产业劳动力 - 人工智能产业的根基建立在全球范围内大量隐性的、被外包的人类劳动之上,而非完全自主的算法与算力 [3] -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每一次流畅对话和精美图片生成,其背后依赖于全球数百万人类劳动者的隐性智慧付出 [3] - 存在一种全球性的劳动力分工,例如肯尼亚的数据标注员负责筛选网络暴力内容以进行AI模型的安全训练,而委内瑞拉的零工劳动者则以微薄报酬为自动驾驶汽车标注数百万张图像 [1][3] - 人工智能训练所依赖的人类劳动具有悖论性质:劳动越有效,劳动者自身被AI替代的速度就越快;对AI的“教育”越成功,劳动者在经济价值链中的位置就越边缘化 [4] - 当前人工智能伦理讨论中存在紧迫问题,即如何为这些“养大”AI的隐形劳动者提供公平报酬、心理支持和职业尊严,以及是否应将数据劳动者的权益置于AI伦理准则的核心位置 [4] 历史人物评价与政治伦理 - 对历史人物冯道的传统评价主要基于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的道德审判,将其视为侍奉“四姓十君”的无耻奸臣 [7] - 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认为,在五代频繁更迭的乱世中,冯道的政治最高伦理是“存社稷,安百姓”,其每一次政治选择被视为以个人名誉换取百姓免遭屠戮的悲壮妥协 [7] - 冯道的政治智慧体现在将宰相职位转化为文化守护平台,例如在战火年代主持刻印《九经》使儒家经典流传,并巧妙周旋以保留文官体系火种 [8] - 冯道形成了一种“在朝隐逸”的独特生存策略,即身居庙堂之上却保持精神独立性,将“仕”与“隐”创造性结合 [8] - 通过中日政治文化比较,冯道所代表的实用理性与日本历史上辅佐不同天皇却维持制度连续性的官僚传统有相通之处,引发对政治忠诚本质的再思考,即忠诚应指向恒久的文明价值与人民福祉而非具体的统治者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