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重庆市涪陵区博物馆文博馆员李振文提出全新观点 一件曾先后被认作“铜钱范”和“摇钱树”的文物 实为一件罕见的汉代“叠铸铜钱” 是汉代铸钱工艺流程中一个被偶然保存下来的珍贵瞬间 [9][12] - 这件“叠铸铜钱”文物揭示了汉代国家主导下铸币业所达到的规模化、标准化高度 是理解秦汉时期国家权力渗透并塑造经济血脉的关键实物 [19] 文物发现与鉴定 - 2014年 重庆涪陵焦岩遗址三号墓出土一件长约80厘米的“青灰色器物” 出土时已断裂为两截 表面被厚重泥土包裹 仅边缘隐约透出圆形轮廓 最初被定名为“铜钱范” [11] - 2023年 经过系统修复清理后 文物真实样貌显现 中央有一根坚实的铜柱 周围规则地附着着一圈又一圈铜钱 有40余层 形如一棵结满铜质“果实”的树 [11] - 专家否定了其为“摇钱树”的看法 因其与汉晋时期流行的青铜摇钱树有显著差异 结构更似某种规整的工业半成品 [11] - 李振文经过系统比对与研究 提出新见解 认为它是一件尚未完成最后分离工序的“叠铸铜钱” [12] 叠铸工艺详解 - 叠范铸钱发明于西汉初期 是中国古代范铸法铸钱工艺发展的高级阶段 堪称古代中国的“规模化生产线” [13] - 工艺核心在于“叠合” 工匠用特制黏土在青铜范母上压印出带钱腔的泥范片 每两片合为一组 构成一枚钱币的完整型腔 [15] - 随后 数十组这样的泥范片被垂直对齐、层层相叠 中央的浇铸孔道贯穿上下 形成一个高大的圆柱体 整个叠堆外用草拌泥加固包裹 入窑焙烧后成为一体化的坚硬陶范包 [15] - 高温熔化的青铜液从顶部浇口注入 沿着中心主通道而下 通过各层支流网络充盈每一枚钱币的型腔 冷却后打碎陶范外壳 便得到一件完整的“青铜钱树” [15] - 最后工序是将钱币从中心柱上逐一掰离并打磨毛边 方能成为流通货币 而涪陵出土的这件文物凝固在了“铸成未掰”的环节 [16] 历史与经济意义 - 出土古钱范的分布地图显示 先秦时代铸币模具广泛散布于各诸侯国 铸币权相对分散 进入秦汉时期 钱范主要在陕西、山东、四川等政治中心和封国被发现 [17] - 这一空间格局变迁 诉说着铸币权力从多元走向中央集权的历史进程 [18] - 特别是在王莽改制至东汉时期 中央政府为强化货币统一 推行“颁发范母”制度 由中央制作标准青铜范母分发至各地铸钱工坊 以确保钱币高度一致 [18] - 叠铸技术的高效与标准化特性 与强化中央管控、追求大规模统一生产的需求完美契合 从而获得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 [19] - 涪陵焦岩遗址三号墓还出土了可辨识的五铢、半两、货泉等钱币共46枚 时代跨度从西汉延续至王莽新朝 墓主人身份或许与地方经济管理或铸钱事务相关 [19] - 这件“叠铸铜钱”作为生产流程中的“中间态” 比任何成品钱币都更直接地揭示了汉代国家主导下铸币业的规模化、标准化高度 [19]

遗址发现与考古价值 -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于2015年公布阶段性考古成果，通过十年探源，出土了万余件文物，为解读中华文明汉代篇章提供了全新窗口 [2] - 考古勘探确认了面积约3.6平方公里的紫金城城址为海昏侯国都城，与占地4.6万平方米的墓园共同勾勒出汉代侯国的完整面貌，墓园布局严整、祭祀体系完备，实属罕见 [2][4] - 主墓出土文物包括总重超过10吨的五铢钱、总重超过115公斤的马蹄金等金器，以及符合“诸侯轩悬”的三堵悬乐和带有“昌邑”年款的青铜器，是西汉国力与制度的实物见证 [4] 墓主身份与历史意义 - 墓主身份由一枚玉印确认为汉武帝之孙刘贺，其一生经历王、帝、民、侯四种身份，其人生轨迹是西汉中期中央与地方政治博弈的缩影 [6] - 整个遗址为观察汉代郡国并行制下的侯国制度提供了立体框架，是研究汉代历史与社会的重要实证和极具展示价值的国家级文化遗产 [9] - 出土文物改变了《汉书》对刘贺“荒淫”的单一记载，随葬的《诗经》《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及读书札记木牍，揭示其静坐阅读的侧面 [10] 出土文献与学术突破 - 出土简牍中发现了《海昏侯国除诏书》，这是南方地区唯一的汉代诏书实物，上有19位大臣署名，完整记录了刘贺死后侯国废除过程，并明确了其死亡和下葬时间，填补史料空白 [15] - 墓中出土了失传1800余年的《齐论语》、迄今存字最多的《诗经》简、首次现世的《春秋》经实物等，俨然一座“地下图书馆” [17] - 大量儒学经典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文化传承的实物佐证，出土的绘有孔子像的漆衣镜被认为具有自我观照与道德警醒的意味 [13][19] 文物保护与科技应用 - 考古发掘运用了“实验室考古”方法，将严重变形的主棺套箱后整体移送实验室，运用三维扫描、透射影像等十余种先进技术，避免文物受损 [24][26] - 创新性地将高光谱扫描仪应用于考古现场，扫描孔子衣镜后发现了最早的孔子像和相关文字记载，推动了文物科技保护理念的更新 [26] - 该墓葬的发掘清理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完美”结合的范例 [26] 文化影响与社会效应 - “海昏侯热”热度十年不减，已从一个考古发现演变为一种文化现象，2025年在广州南越王博物院举办的“贺·岁”展首日便创下该院临展厅最高客流纪录 [22] - 这一现象标志着公众考古的成功实践，学术成果走出象牙塔，成为全民可感的文化体验 [22] - 考古发掘在补史、证史的同时，激发了社会对历史遗产的珍视与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为公众触摸中华文明根脉打开了一扇窗 [28]

文章核心观点 文章通过第一人称的穿越叙事手法，生动描绘了从秦朝咸阳到汉唐长安的历史风貌与城市建设，重点展现了古代中国在都城规划、建筑艺术、货币制度、水利工程、园林设计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卓越成就，凸显了西安作为多朝古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及其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1] 秦朝都城建设与制度 - 秦咸阳城规划采用“象天法地”理念，以咸阳宫象征天极星，渭河象征天汉，阿房宫象征营室星，形成天地对应的宏伟布局 [2] - 秦代建筑使用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的云纹瓦当，其流行与“五德相胜”思想相关，秦尚水德，故艺术作品常见“云龙之象” [4] - 秦统一后推行货币改革，废除六国刀币、布币等，以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为全国统一货币，有利于商品交换和经济发展 [9][11] - 咸阳宫已具备先进的排水系统，使用陶质管道，一头大一头小，两两套接进行污水排放 [8] - 秦都布局南北扩展，形成“渭水贯都，南宫与北宫并立”的格局，并修建横跨渭河的宏伟木桥连接南北 [9][12] 汉代长安与上林苑 - 汉武帝为训练水军，在长安城内修建周长达**100余公里**的昆明池，池中有戈船、楼船各数十艘，规模宏大 [13] - 上林苑是西汉最具代表性的皇家园林，内部设施齐全，包含**70所**离宫及宫室、园林、猎苑，并有八条河流贯穿其中 [16] - 汉代瓦当纹饰从秦代的抽象图案发展为大量文字瓦当，如“长生未央”、“与天无极”、“上林”等，记录美好愿望与地点信息 [14][15] - 上林苑内拥有丰富的器物，如容量**五石**、重**四十四斤**的“上林”铜鉴，以及容积**4.5升**、重**4.24千克**的“上林”铜鼎 [18][19] - 汉长安城商业繁荣，市集上“阗城溢郭，旁流百廛”，人流车流密集，商品涵盖衣食住行各方面 [22][23] - 汉武帝进行币制改革，统一发行五铢钱，每枚重五铢（约**3.33克**），形制为圆形方孔，因其信用良好，一直沿用至唐初，是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之一 [24][25] 对外交流与丝绸之路 -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旨在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虽未达成最初目的，但带回了关于西域的丰富信息，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基础 [29][30] - 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张骞第二次出使时，率领数百人的队伍，携带千万匹牛羊及金帛礼物，浩荡西行 [31] - 唐代含光门是重要的对外通道，向北直通宫城，与西市隔街相望，商旅由此通往中亚、西亚，体现了唐代开放包容的胸襟 [34] - 唐代鸿胪寺是专门管理外交事务的机构，下设鸿胪客馆接待外国使臣，并配备译语官为语言不通者提供翻译服务 [34][37] - 唐朝接纳大量外国留学生，唐太宗时国学规模扩大，有**八千余**名藩国子弟入学，并特设“宾贡进士”科允许留学生参加科举并入朝为官 [37][38] - 通过丝绸之路，外来文化汇聚长安并辐射东亚，如波斯萨珊风格的凸纹玻璃杯在长安西市售卖，其制作工艺后来也在韩国、日本发现 [39][40]

中国钱币博物馆与钱币文化概览 - 中国钱币博物馆坐落于北京西交民巷 该区域曾是清末至民国中前期的金融中心 博物馆成立于1992年 其主展厅灯光设计勾勒出方孔圆钱的轮廓 [1] 古代货币的起源与形态演变 - 商周时期以海贝作为交换媒介 “贝”成为财富象征 并衍生出“宝贝”一词 [1] - 春秋战国时期铸币形态多样 布币脱胎于铲形农具 与中原农耕文明相关 央行徽标由3个布币组成 有一种布币被称为“斜肩弧足空首布” [2] - 刀币在齐、鲁两国盛行 源于削刀工具 齐国货币上刻有“齐大刀”字样 [2] - 方孔圆钱由圜钱演变而来 秦统一后改进为半两钱并推广全国 半两钱与五铢钱以重量命名 直至唐代“开元通宝”出现 宝钱制取代记重制 [2] - 圜钱有方孔圆钱和圆孔圆钱两种 选择方孔既有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考量 也有串在方形棍上便于加工边缘的务实原因 [3] 特定钱币的设计与含义 - 新朝王莽时期铸造的“一刀平五千”将圆形方孔钱与刀币结合 并采用错金技术嵌入黄金 形成“金错刀” [3] - “元宝”一词在唐朝已出现 元朝正式将金银称为元宝 含义为“元朝之宝” [3] - 船形银铤用于商人进行大宗贸易 船形寓意可能指向海上丝绸之路 拉薄两边以显成色则可能表达贸易诚意 [4] - 明清时期形成银本位制度 丝绸、茶叶、瓷器贸易带来大量白银顺差 “银行”一词源于“银”与“行”的结合 [4] 纸币的诞生与发展 -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诞生于宋代 源于铁钱流通不便 [4] - 现存最早的纸币实物“元钞”由桑树皮制成 并拥有繁复图案与官方印章等防伪手段 [4] - 人民币以棉花为主要原材料 不同于古代的元钞 [4] - 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金圆券改革 一张60亿元折合1万元金圆券的纸币 在当时上海只能买到70多粒大米 [2] 特殊历史时期的货币创新 - 抗日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银行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面值2分至5角的小额代价券 因无法发行1元面值 创新推出7角5分券 通过组合使用补足“元”位缺口 [5] 货币的政治经济意义 - 货币的稳健性至关重要 金圆券改革导致严重贬值即是例证 [2] - 钱币是政治变迁与经济活动的缩影 从古代丝路铜钱与银锭 到现代数字货币与人民币国际化 [5]

中国货币的演进历程 - 中国货币进化史是一部浓缩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交织着政治权力、经济生活、工艺技术与哲学观念，记录了复杂精妙的交换体系与信用世界的构建过程 [2] 原始货币：海贝与仿制贝 - 在货币概念诞生前，交易以物易物，效率低下，随后普遍渴求、便于携带、不易腐坏的中介物——原始货币应运而生 [3] - 在华夏大地，最早登上历史舞台的货币主角是来自海洋的海贝，在内陆地区稀罕且珍贵，常作为夏商时期的重要陪葬品 [3] - 海贝的印记深刻，与财富、交易相关的汉字如“财”“货”“贩”“购”等皆从“贝”部，商代出现铜贝，标志着中国金属铸币的肇始 [4] - 商族人以善于经商闻名，“商人”“商业”的称谓由此流传，暗示着活跃的商业阶层与初期货币经济的共生关系 [4] 春秋战国：货币形态的地域化 - 周室衰微，进入春秋战国时代，货币形态自由奔放、百花齐放，鲜明体现地域文化与经济格局 [6] - 中原韩、赵、魏等国流行脱胎于农具的布币（铲布），东方齐国和北方燕国流行造型凌厉的刀币，南方楚地发展出形似鬼脸的蚁鼻钱（铜贝体系），西方秦国使用由纺轮或玉璧演变而来的圜钱 [6] - 此“货币战国”局面反映了政治分裂对经济统一性的割裂，商人从事跨国贸易“家累千金”，黄金开始扮演国际硬通货的角色 [6] 秦汉统一：货币形制的标准化 - 秦始皇统一后废除六国旧币，以秦国圜钱为基础推行“半两钱”，并将钱币中间圆孔改为方孔，形成此后两千年经典的“圆形方孔”形制 [7] - 汉承秦制并进行关键改良，汉武帝时期铸造五铢钱，重量、成色标准统一，由政府垄断铸造发行，五铢钱通行七百余年，成为历史上最成功、使用时间最长的钱币，奠定了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的传统 [8] 唐代革新：通宝与钱帛兼行 - 唐代废五铢，行开元通宝，“通宝”意为流通的宝货，钱文由标识重量变为年号加“通宝”，规制精良成为后世典范，影响远播东亚形成“东亚钱币文化圈” [8] - 唐代实行“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绢帛等丝织品同样被法律认可为支付手段，尤其在巨额交易和财政税收中广泛使用 [9] - 由于铜料短缺和携带不便，白银在唐代末年开始更多进入流通领域，为后世银本位埋下伏笔 [9] 宋代革命：纸币交子的诞生 - 宋代开启信用货币实验，四川因缺铜铸行铁钱，一贯（1000文）铁钱重达数十斤，商旅不便 [9] - 成都商人发明交子，一种用楮树皮纸印刷的存款凭证，商人将铁钱存入“交子铺”换取纸券，可异地兑取现钱，极大便利商业汇兑，随后演变为可独立转让、直接支付的信用货币，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9] -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朝廷设立“益州交子务”，将交子发行权收归官营，并规定发行准备金（“本钱”）制度 [10] 元明纸币：兴衰与教训 - 元朝继承纸币制度，忽必烈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初期以白银为储备信用颇佳，并曾立法禁止金银铜钱流通，力图实现纯纸币经济 [10] - 元朝后期为弥补财政赤字滥发纸钞，终致恶性通胀信用破产 [10] - 明朝开国发行大明宝钞，但朝廷只发不收、无充足准备金、且禁止宝钞兑换金银，使其迅速贬值成为废纸，官方货币信用的失败为白银崛起扫清障碍 [11] 明清白银：全球贸易与货币本位 - 明朝中期，随着官方用银禁令松弛以及一条鞭法赋役折银改革的推行，白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无可替代地确立，巨大银锭（元宝）、碎银子成为日常大额交易和财政结算核心 [11] - 明代白银广泛使用的背后是波澜壮阔的全球贸易，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出瓷器、丝绸、茶叶，换回来自美洲和日本的白银巨流，进入“白银资本”时代，中国经济脉搏与全球银矿产量产生联动 [11] - 清朝沿袭银、钱并行制度，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铜钱），晚清外来机制银元（如“鹰洋”“站洋”）凭借成色重量标准统一的优势冲击中国市场，清政府也开始自铸“龙洋” [12] - 为应对困局，清政府再度发行官方纸币“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民间合称“钞票”，该词成为后世对纸币的通称，随着近代银行体系建立，传统铜钱与银两制度最终落幕 [12] 货币演进本质：从实体到信用 - 货币形态从具象自然物（贝），到模仿自然物的金属铸币（铜贝），再到完全人工设计承载政治权威的符号（半两、五铢、通宝），最终演变为依赖国家信用背书的纸张符号（交子、宝钞） [13] - 此过程是交换经济不断抽象化、复杂化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并试图掌控经济命脉的过程 [13] - 货币的本质不仅是财富，更是信用；不仅是经济工具，更是文明刻度，人类对建立可靠高效价值交换体系的追求从未改变 [13]

文物核心发现 -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藏有一件汉代红陶钱罐，罐体破损，内部盛满紧密盘绕的铜钱[2] - 罐内铜钱因年代久远已黏连成块，推测为钱主用绳串好有序存入，是积攒许久的财富[4] 钱币类型与数量 - 罐内钱币可辨识为五铢钱，专家预计总数达几千枚[6] - 五铢钱始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其币值与钱文标注重量一致，均为五铢[8] - 五铢钱因重量和大小适应当时小额价值交换的经济水平，成为我国使用时间最长的法定钱币，流通时长739年，直至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止[8][9] - 汉五铢钱固定了钱币的重量与形制，对后世直至清末2000多年间的钱币形制产生重大影响[11] 古代财富储藏方式 - 古代钱币储藏器具有多种类型，包括陶质钱柜、扑满和青铜贮贝器等[14] - 扑满早在汉武帝时期已出现，多由泥、陶、瓷、竹制成，需摔碎才能取钱，故完整留存极少[18] - 钱柜为长方体贮藏家具，东汉绿釉陶钱柜设有长条开口可供放入钱币[20] - 古滇国使用青铜贮贝器存放作为“外汇”的海贝，是其与世界各地贸易往来及财富、身份地位的见证[24] - 将钱币串好堆放于陶罐是秦汉时期常见的财富储藏方式，寄托美好祈愿[24]

博物馆暑期运营情况 -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在暑假尾声（8月31日）依然保持高人气，游客热度不减 [2][4][5] - 游客利用假期最后时光前来参观，感受跨越两千年的历史文化魅力 [2][4][5][7][8][10] 博物馆展品吸引力 - 馆内展出的主要文物包括大量五铢钱 [2]、青铜博山炉 [2]、琉璃席 [4]、马器 [5][10]、金饼 [7]以及孔子屏风 [8] - 各类文物吸引了游客驻足参观，显示出展品丰富的吸引力 [2][4][5][7][8][10]

古蜀文明与金沙遗址 - 金沙遗址是距今约3200年至2600年前古蜀文明的重要遗址，已出土金器、玉器、青铜器和象牙等珍贵文物数千件，其中金箔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之一 [3] - 太阳神鸟金饰是金沙遗址经典文物，圆形镂空薄片，内层12道齿状光芒象征太阳，外层4只逆时针飞鸟，反映古蜀人对天文历法的认知 [2] - 遗址内发现大型建筑区、宗教祭祀活动区、居址和墓地等功能区，与三星堆共同揭示古蜀文明 [3] 古蜀祭祀文化 - 祭祀仪式在河湖之畔举行，祭司头戴13道弧形齿饰冠冕，身穿中长服饰，佩戴权杖和腕饰，主持沉祭、堆祭和埋祭 [5] - 祭品包括金器、玉器、青铜器、象牙和卜骨，部分撒有朱砂，玉璧象征"天圆地方"，用于祭祀苍天 [6] - 黄金面具用于覆盖青铜人头像，作为通神工具和娱神法器，显示崇高地位并祈求神灵庇护 [7] 李冰治水与都江堰 - 李冰设计鱼嘴分水堤将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枯水期引水灌溉，洪水期分流防洪 [10] - 开凿宝瓶口控制水量流速，建造飞沙堰自动排洪排沙，采用竹笼装石筑堤技术稳固工程 [10] - 治理后成都平原从水灾频发变为"天府之国"，都江堰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11] 蜀地盐业与纺织业 - 李冰在广都开凿盐井，采用井架、辘轳和吊桶提取卤水，通过大锅煮制生产食盐 [12][13] - 汉代蜀锦织造使用提花机，织工在锦江濯洗使丝绸色泽鲜艳，质地柔顺，成为重要产业 [15][16] - 诸葛亮推行政策鼓励蜀锦生产，使其成为战略物资，远销魏吴两国 [16] 文翁兴学与石室官学 - 文翁创建石室官学教授儒家经典，选拔学生到衙门实习，提供生活费用和徭役减免 [18] - 学校设有医学课程，使用经穴漆人模型讲解经络穴位，促进蜀地文化发展 [19][20] - 该模式提升百姓文化素养，改变社会风气，成为全国地方官学典范 [18][19] 成都历史变迁 - 杜甫在浣花溪畔建草堂，创作《江村》等诗作，反映蜀地田园生活的宁静与从容 [22] - 明末战乱后"湖广填川"移民政策使成都重建，街巷恢复热闹繁荣 [23]

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 - 1944年敦煌佛爷庙湾墓葬群发掘出魏晋彩绘花砖 壁画砖经拆除编号后转移至莫高窟保存 [1]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配合机场工程清理六百余座西晋至唐代古墓 其中6座西晋壁画砖墓被列为省级文保单位并开放为景区 [2] - 墓葬群呈现古今交织景象 古墓以砂石堆砌 新墓以红砖垒筑 延续聚族而葬传统 [3] 墓葬结构与艺术特征 - M39墓照墙采用青砖砌筑仿木构斗拱 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像分列两侧 中间为西王母像 [7][8] - 照墙分层绘制麒麟 凤 河图洛书等祥瑞图案 并配有榜题说明 [9][10][11] - 墓室面积约十余平米 设供台与象征"东厨西厕"的耳室 北耳室置陶器灶台 南耳室开洞代表厕所 [13] 画像砖题材与文化内涵 - "李广射虎"画像砖反映西晋动荡时期对英雄镇墓的祈愿 [11] - 河精力士像体现汉魏谶纬信仰中天神使者的地位 [12] - 农耕 畜牧 家居生活类画像砖展现古代敦煌对美好生活的愿景 [14][15][16] 文物实证与历史经济 - 汉代戍卒通过"行道贳卖衣财物"形成边境贸易市场 齐地纨素与蜀地漆器流通于敦煌 [21] - 敦煌郡为唐代皇室贡品棋子产地 《通典》记载年贡二十具 1980年寿昌城遗址出土66枚花岗岩玉石棋子 [32] - 西域波斯文钱币与中原五铢钱 开元通宝并行流通 印证胡商在敦煌的经营规模 [34] 文化交流与物质生活 - 胡人牵驼花砖与翻领红袍陶俑反映丝绸之路贸易繁荣与服饰文化融合 [27][28][29] - 敦煌出土汉代历书包含干支 节气与建除术择日体系 体现日常生活的仪式性 [24] - 汉代皮底毡面鞋尺寸达27厘米（43码） 陶鼎双鱼纹饰展现饮食器皿的审美意趣 [23]

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7项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涵盖文物修复、国际合作和研究阐释三大类 [5][17] - 成果包括青海吐蕃时期王冠修复、唐代陶质龙首复原、中亚考古现场文保协同模式应用等 [5][8][10][13] - 采用多学科技术手段如X光透射成像、三维激光扫描、虚拟拼接等实现精细化修复 [9][11] 青海吐蕃王冠修复 - 出土于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的王冠严重腐蚀，金属胎体厚度不足200微米，冕旒2582颗珠饰散落 [8] - 修复团队通过上万次精密焊接，结合X光和平板CT技术，准确复原复杂编串结构和纹饰 [6][9] - 创新研发金银合金专用补配方法，采用"考古地层学"理念完成多材质构件连接复原 [9] 唐代陶质龙首修复 - 河北雄安古州城遗址出土的唐代龙首碎成上百块，存世量极少且保存完整度罕见 [10] - 修复团队通过三维成像、超声波清洗等技术还原制作工艺，确认龙首为垂兽和戗兽，所在建筑垂脊宽达45厘米 [11][12] - 龙首彩绘使用含铅、锰、铜等矿物颜料，体现唐代高超制陶与雕塑技艺 [11] 中亚考古现场协同保护 -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联合考古队在蒙扎铁佩遗址采用移动实验室和整体套箱技术，实践"发掘即保护"理念 [13][14] - 发现一枚五铢钱作为装饰品，证实中华文化在中亚的传播，并出土绢、锦等纺织品为丝路研究提供实物依据 [14] - 文保团队展示中国精细化考古技术，为"一带一路"考古合作开辟新路径 [14] 早期玻璃珠溯源研究 - 新疆出土的25件蜻蜓眼式玻璃珠经成分分析证实源自黎凡特，通过新疆—河西走廊传入中原 [15][16] - 研究构建泡碱玻璃东传的西北路径，印证"前丝绸之路"存在及亚欧早期文明互动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