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生与胡适的学术交往 - 1921年秋，徐旭生入职北京大学哲学系，与胡适成为同事，围绕哲学学术活动频繁交往[3] - 1922年，针对胡适发表的《读楚辞》一文，徐旭生发表《天问释疑》进行学术切磋，认为《天问》体裁独特，其包含的100多个疑问体现了大胆怀疑的精神，在中国哲学史上应占一席之地[4][5] - 1925年2月，徐旭生与胡适、梁漱溟等28人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研究会，徐旭生在发言中赞同胡适为学生开出的参考书目，并呼应其“整理国故”的主张[6] 关于抗战主张的“和与战”论争 -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徐旭生与胡适在应对日本侵华问题上持截然不同意见，徐旭生主张坚决抵抗，步步为营，而胡适主张依托国际联盟与日本进行政府间交涉[8] - 1933年初热河沦陷后，徐旭生写信给傅斯年与胡适，重申自己是“彻始彻终的主战派”，呼吁主张坚决的战争，并批评主和言论[9] - 胡适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等文章中明确表示反对作战，主张中国应“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并认为可以等候五十年[10] - 徐旭生反对胡适对主战派的申斥，认为国难当头应停止无结果争论，要紧的是行动[10] 在西北科学考察团事务中的协作 - 1927年5月开启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活动持续六年多，在地质、地理、考古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尤以居延汉简等重要发现[12] - 作为考察团中方团长及理事会理事，徐旭生是科考成果整理与研究的重要组织者，1931年2月曾在北平举办古物展览会，轰动全城[12] - 胡适于1935年增补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理事，曾力助居延汉简的安全转移至美国国会图书馆，获得理事会成员赞赏[13][14] - 1947年11月5日，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改组，胡适、徐旭生等14人当选理事，其中胡适、徐旭生等5人为常务理事[13] - 1948年，胡适与徐旭生等人联名上呈教育部，申请补助1948年度工作费及印刷费十亿元，以继续科考资料研究[14][15] - 1948年9月15日，徐旭生致信胡适，转述理事会意见，希望将存于美国的万余枚居延汉简运回北平整理研究并出版[15] - 1949年11月，徐旭生等人联名致函郭沫若，请中国科学院接管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得材料，相关移交工作于12月结束[16] 其他社会活动与交往 - 1929年，徐旭生在家宴请胡适，讨论北大教育问题，徐旭生热烈赞助胡适提出的将北大改为研究院的计划[7] - 1931年12月17日，徐旭生等人祝贺胡适40周岁生日[7] - 1933年1月，徐旭生与胡适均当选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社执行委员[11] - 1934年9月，徐旭生主持的陕西宝鸡考古出土文物展出，胡适应邀参观两小时，之后二人在胡家继续交谈[11] - 1937年1月，胡适批评徐旭生在《民众周报》上发表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见解“浅薄荒谬的可笑”[11]

居延遗址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 居延遗址群为跨省区超大型文物遗址区，文物保护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包含汉晋、隋唐、夏元时期的城、障、燧等文物点位202处[6] - 破城子遗址出土了万余枚汉简，记录了汉代边塞的日常生活[6] - 红城子遗址城墙基宽4米，顶部宽2.6米，残高仍达7.6米，展现了古代建筑智慧[6] - 黑城遗址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现存完整、规模宏大的一座古城，东西长421米，南北宽374米，城墙残高约9米[7] - 居延汉简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已陆续出土超过3万枚，是《史记》《汉书》之外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11] 居延地区的历史事件与记载 - 汉代路博德于公元前102年开始，完成了居延城和居延塞从游牧边地到戍边屯田的转变[10] - 出土汉简《劳边使者过界中费》记载，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朝廷钦差到访时，当地27名边吏每人出资55钱集资宴请，宴席包含粱米、稷米、两只羊及酒二石[11] - 唐代诗人王维于公元737年出塞至大同城，在此创作了著名诗篇《使之塞上》[12] - 黑城文书记载了元代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一段关于回族商人妾室失林与邻居阎从亮的爱情往事[14][15] - 明代1372年，征西将军冯胜采取筑坝断水战略迫使黑城守军投降，并导致弱水改道[15] 额济纳旗的文旅融合发展举措 - 2024年，额济纳旗成功举办第二届居延文化学术研讨会暨西夏—元代黑城历史文化研究会，吸引近70位专家学者出席，提交论文50篇[17] - 2025年，当地推出“再现居延——黑城遗址探秘・文物解码・居延历史文化数字沉浸大展”，并创新打造“居延明月夜”文化街区[17] - 2025年12月28日至2026年3月15日，大型专题展览“‘简’读居延——居延遗址出土汉简专题展”在内蒙古博物院开展[17] - 额济纳旗以居延文化、千年胡杨、载人航天等为核心文旅IP进行深度链接与开发[17] 居延海的生态恢复与遗址申遗进展 - 国家自2001年实施黑河治理工程以来，累计向东居延海调入水量12.8亿立方米，使其连续20多年不干涸[18] - 目前居延海湿地水域面积恢复至40.2平方公里，胡杨林面积恢复至45万亩，吸引白鹭、天鹅、红嘴鸥等100多种候鸟[18] - 2024年12月，居延遗址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相关申报表已编制完成，阿拉善盟和酒泉市正在联合推进申遗工作[18]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系统梳理了自1901年近代以来西北简牍长达120多年的发现、整理与研究历程 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并总结了西北简牍的总体规模与独特价值[4][19][20] 近代西北简牍发现的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20世纪初至1949年）**：以外国探险家与中国学者早期发现为主 斯文赫定1901年在楼兰发现120枚汉文简牍 斯坦因三次考察在新疆、敦煌等地掘获大量简牍 其中第二次考察获敦煌汉简704枚 第三次考察成果使国内学术界提前20多年看到资料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10000多枚居延汉简和91枚西域汉简[4][7][8][9][10] - **第二阶段（1949年至2000年）**：全国简牍发现如雨后春笋 西北地区除大量汉简外 还发现天水放马滩秦简461枚 此阶段重要发现包括：敦煌马圈湾汉简1217枚、悬泉汉简23000余枚（经整理18000余枚）、玉门关汉简381枚、居延新简和肩水金关汉简共19000余枚、地湾汉简778枚、武威汉简（包括469枚《仪礼简》和92枚《医药简》等）以及甘谷汉简23枚、青海上孙家寨汉简400余枚[11][12][14][15] - **第三阶段（2000年以后至今）**：新发掘简牍主要包括《额济纳汉简》、永昌水泉子汉简和临泽黄家湾晋简 此阶段主要工作是对上世纪出土简牍进行全面整理、高质量出版 并完成了对大英图书馆所藏斯坦因未刊汉简的整理、《甘肃秦汉简牍集释》出版、加快整理未发表西北汉简以及海峡两岸合作出版《居延汉简》1—4卷等工作[17] 全国及西北简牍出土总体情况 - 全国22个省区市出土简牍总数超过26万枚 其中战国楚简约18000枚、秦简约45000枚、汉简约120000枚、三国吴简和魏晋简约80000枚 时间跨度从公元前433年至公元330年 约800年[18] - 西北是汉简的故乡 甘肃是汉简大省 出土汉简约70000枚 占全国出土汉简的58%以上[19] 西北出土简牍的主要特点 - 发现早、研究历史长达120多年 而其他省区市简牍均在1949年后出土[20] - 因特定历史原因 楼兰、尼雅晋简和敦煌、居延汉简出土后即成为国际汉学界关注的国际性显学[20] - 发现历程贯穿清末民初、抗战时期和新中国各时期 具有历史沧桑感[20] - 1949年前出土的简牍分藏于台北、英国和瑞典等地 成为世界多国共同关注的焦点[20] - 以研究敦煌汉简为主的《流沙坠简》是中国简牍学开山之作 甘肃可谓中国简牍学的发轫之地[20] - 西北汉晋简牍是两汉丝绸之路的源文件 是记录“一带一路”的最早文献[20] - 简牍中关于当地自然地理要素的记载反映了西北地区的自然地理特色与历史生态环境 此为独一无二的要素[20] - 简牍展现了中原汉族、北方匈奴、西南羌族及月氏、乌孙等西域民族交流融合的生动画面[20]

展览概况 - “简读居延——居延遗址出土汉简专题展”于12月2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展出[3] - 展览甄选了400余件（套）居延遗址出土的汉简、器物、文书等展品[3] - 展览系统再现了汉代边塞社会多民族共生、烽燧与邮驿并存、农耕与游牧交融的生动图景[3] 出土文物与历史价值 - 自1930年起近百年间，居延遗址先后出土汉简总计3万余枚[2] - 居延汉简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明清档案并称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5] - 居延汉简内容涵盖诏书、奏记、律令、簿册、医药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哲学、民族等领域[7] - 展览展出了3组由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副教授姚磊缀合的汉简，缀合工作有助于深入挖掘历史价值[9] - 新技术如红外扫描的运用使模糊字迹清晰呈现，推动释文校勘从经验判断转向科技实证[9] 汉代边疆治理与社会 - 居延汉简展现了汉代“以文书御天下”的治理方式，汉字作为国家通用文字已在边疆扎根，成为沟通各族、凝聚认同的重要纽带[6] - 汉代边防管理严格，所有出入边境人员必须持有官方颁发的通行凭证，如“符”、“传”、“过所”等[6] - 法律深入边疆，《候粟君所责寇恩事》说明汉代统一法律已成为维系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共同准则[3][6] - 居延地区汇聚了中原戍边将士、移民以及归附的匈奴、羌、月氏等民众，他们比邻而居，共同参与屯田、贸易与劳作，是跨区域经济共生的缩影[12] 历史沿革与文明连续性 - 公元前102年，汉朝在居延地区戍边屯田，置北居延、休屠两县，开创了大规模、系统化边疆治理的新篇章[10] - 自汉代以后，无论北魏、唐代、西夏、元代还是清代，中央或地方政权对该地区的有效管理与经营未曾中断[10] - 居延地区最晚在战国时期已被纳入《禹贡九州图》所示的“九州共贯”大一统地理观念之中[10] - 居延的历史是一部生动的编年史，是诠释中华文明连续性和统一性的边疆样本[11] 交通、商贸与文化交融 - 居延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承担使节往来、物资中转职能[15] - 《居延里程简》记载了从长安西至张掖郡氐池县的20处驿置地名与里程，能与其他遗址出土简牍衔接，完整还原汉代从长安深入河西走廊的交通脉络，被称为西汉“第一国道”[15] - 严密的邮驿系统保障信息与物资流动，普通文书“以邮行”，军情急件可“吏马驰行”，换马不换人[15] - 考古发现，居延绿洲早在距今3900年—3400年的四坝文化时期已是多文化交流融合的走廊[19] - 循此通道，中原的丝绸、典籍西去，西域的葡萄、骏马东来，文明在此交融[16][17]

展览概况 - 大型专题展览"'简'读居延——居延遗址出土汉简专题展"于12月2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开展 展览将持续展出至2026年3月15日 [1] - 展览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 甘肃省文物局指导 阿拉善盟委宣传部 阿拉善盟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 [1] 展览内容与结构 - 展览以"居延汉简"为核心载体 系统梳理居延遗址从新石器时代至元明清的历史脉络 [1] - 展览甄选400件（套）居延遗址出土汉简 器物 文书等珍贵文物 [3] - 展览以"时间—空间—文明"三维结构为框架 分为"居延遗址" "珍宝现世" "烽燧共守" "边塞共生" "丝路共通" "同心共铸"六大单元 [3] - 展览首次整合甘肃简牍博物馆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 阿拉善博物馆 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中心等多家机构的珍贵藏品 实现"居延汉简" "居延新简" "额济纳汉简"首次同台亮相 [5] - 展览通过"简牍书法演变"专区横向对比篆 隶 草 行诸体的不同写法 展现汉字演进轨迹 [5] - 展览以"韦编三绝" "刀笔吏"等主题的图像与实物组合 系统讲述简册制度对中国古代书籍形制的深远影响 [5] - 展览通过展示汉代水利设施遗迹 天田监测系统 "环保类禁令"简文等展品 展现古人的早期生态治理理念 [6] 展览特色与互动 - 展厅借助高科技手段打造"居延汉简里的故事" "甲渠候官复原模型" "文书传递" "简牍之锁"等互动展项 [8] - 互动展项将汉代边塞遗址的历史故事转化为可参与的互动体验 带领观众直观感受汉代边塞日常值守 文书流转等真实历史场景 [8] 居延遗址与汉简价值 - 居延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境内 历经汉 唐 西夏 元各代沿革 是我国重要的大型古代文化遗址之一 [3] - 遗址内发掘的居延汉简大多数为汉代边塞屯戍文书 根据不同的发掘时间分别被称为"居延汉简" "居延新简" "额济纳汉简" 统称为居延汉简 [3] - 居延汉简是除《史记》《汉书》外 存世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 填补了汉代边塞社会的史书阙略 [3] - 居延汉简与殷墟甲骨 敦煌遗书 明清档案并称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 [3] 展览的现实意义 - 目前 居延遗址已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8] - 本次展览既是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的集中宣介 也是助力申遗进程的重要举措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