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 报告核心观点：在地缘政治风险趋势性上升的背景下，全球政府部门对大宗商品的储备需求进入长期上升通道，这将对特定战略资源品的价格中枢产生显著抬升作用，但同时也需关注主要国家财政压力对黄金储备行为的潜在抑制影响 [4][12][60] 美国官方战略资源品储备历史梳理 - 美国战略资源储备历史可划分为四个阶段：1939-1960年的扩张期、1960年代的初步削减期、1970-1980年代的政策纠结期以及1990年代后的大幅削减期 [2][13] - 地缘政治风险是驱动储备态度转变的核心因素，财政压力则会促使政府出售储备以融资 [2] - 扩张期（1939-1960）：在二战、朝鲜战争及冷战背景下，美国通过《1939年关键战略物资储备法案》授权1亿美元建立储备，后续法案持续推动库存扩张，以支持“同时应对2.5场战争”的军事战略 [13][14] - 初步削减期（1960年代）：冷战焦点转向科技竞争，美国政府开始削减储备，时任总统肯尼迪称储备量超过战时需求34亿美元，期间通过出售储备获得16亿美元收入，并释放库存应对海外供应中断 [2][15] - 政策纠结期（1970-1980年代）：石油危机后重新重视储备，但环保政策与财政赤字压力形成矛盾，政府常出售库存融资，例如1985年出售战略储备获得30亿美元财政收入 [2][22] - 大幅削减期（1990年代后）：苏联解体后地缘风险降低，《199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大多数矿产储备需求调降至零，库存名义价值从1990年的96亿美元降至2024年的不足10亿美元，处于1960年代以来的历史低位 [2][24] - 政府库存行为对商品价格有边际影响，但弱于全球供需周期，例如1989年美国增加4万吨铬储备，同年铬价从1050美元/吨升至1240美元/吨 [35] 全球官方黄金储备历史复盘 - 二战后黄金占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比重变化经历四个阶段：战后至1970年代初下降、1970至1980年上升、1980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显著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后趋势上升 [3] - 地缘政治风险趋势性回落是驱动黄金储备占比下降的关键因素，其趋势项在1960年代初和1980年代初转为下降，与黄金占比下降节点吻合 [3][39] - 对美元信用的担忧是推升黄金储备占比的关键动力，19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对内对外双贬值，2008年后美国QE及财政扩张均带动占比提升 [3][40] - 截至2025年三季度，黄金占全球官方储备资产的比重已达21.9%，规模为3.94万亿美元，已超过美债资产 [38] - 财政压力上升会阶段性加强政府出售黄金储备的诉求，历史上德国（1997年）、黎巴嫩（2002年）、南非（2024年）均通过对官方黄金储备重估以获得财政收入 [3][46] - 2024年南非重估黄金储备获得1500亿兰特（约80亿美元）收入，占其GDP的2.07%，事后其政府净融资额回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及与美债利差收敛 [3][51] 政府储备视角下大宗商品的机会与风险 - 机遇：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趋势项在2020年后转头向上，在地缘风险持续背景下，美国对资源品储备需求或将结束1980年以来的下降趋势，进入长期上升通道 [4][60] - 机遇：2026年2月，美国提出规模达120亿美元的“金库计划”，用于建立战略资源品储备，揭开了全球资源储备潮的序幕 [4][12] - 机遇：本轮“金库计划”采取公私合作方式（100亿美元由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20亿美元由企业提供），更侧重经济生产中的供应链安全，而非传统的国防安全 [4][63] - 机遇：从供应链安全角度，海外战略储备的关注重点在于资源品的供给集中度及其对以AI为代表的新兴科技领域的重要性 [4][63] - 机遇：同时具备高供给集中度且受益于AI发展的战略资源品包括铜、硅、稀土及镓、锗，其中镓、硅、锗、稀土的全球最大产出国均为中国，国内产出占全球比重均在50%以上 [4][63] - 风险：当前美国政府的财政压力较大，利息支出占财政收入比重超过20%，如果未来财政赤字持续扩张且海外配置美债意愿因黄金上涨而下降，不能排除美国政府通过出售黄金为赤字融资的可能，这会抑制全球央行购金对金价的推动 [4][73] - 结论：考虑到当前美国战略库存水平极低，且本轮储备采取政府与企业合作模式，具有工业属性和战略属性的金属（如铜、硅、稀土及镓、锗等）或将成为本轮储备需求的主角，迎来价格中枢的明显上移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