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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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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展览,让我们重新思考临终时光
每日经济新闻· 2025-10-21 14:11
展览概况 - 展览主题为“将死亡带回生活”(Bringing Death Back into Life),于10月18日在时代美术馆·成都馆开幕,集中呈现来自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医学等领域29位创作者的影像、装置、绘画、互动媒体与文献等作品 [1] - 展览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医学社会学研究中心发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担任学术支持,旨在鼓励公众无束缚地思考和表达关于死亡的问题 [1] - 展览概念源自《柳叶刀》死亡价值学术委员会于2022年发布的同名报告,呼吁重新思考临终关怀与社会对死亡的态度,强调临终时光应被视为生命的一部分 [5] - 本次展览是继北京之后的第二站,将持续至12月11日 [7] 作品主题与创作者 - 策展人周雯静认为艺术为死亡这一社会学重要议题提供了进入公共视野的独特路径,作品涵盖医疗、家庭、情感与制度等层面 [5] - 周雯静、张沐辰、路桂军、宋敏、郑确与向芷琳的作品聚焦抗生素、疾病告知、医疗决策、临终反向关怀与情感追思等方面,回应医疗体制下个体权利与尊严的问题 [5] - 路桂军的作品《我为自己办“葬礼”》是一位医生呈现的一场公共生死教育实践,宋敏的《反向关怀》则聚焦医者、家人、社工、社区对将死之人的关怀 [5] - 部分作品触及精神与文化的深层关切,如王之纲、庄孔韶、岳明月等艺术家从传统图式、历史遗址与文化习俗切入,将死亡视为再生的契机 [5] - 川渝地区艺术家朱成以宋代墓室石刻“虚位以待”的灵位空椅为原型创作上百把椅子,朱明通过地震遗址回收的预制板反思生命的脆弱与社会责任 [6] - 赵欢、贺鹏、刘丽娟与徐鑫桦的作品聚焦宠物离去、动物视角、生物与人类的脆弱性以及自然法则 [6] - 景军与周雯静的合作作品《给自己开药方》使用抽屉和常用药盒,尺寸为46×38×12厘米每组,共9组 [10] - 向芷霖的作品《思念熊》使用丧亲者衣物(布料),尺寸可变,创作于2021至2025年 [12]
21书评︱安宁疗护:让临终者决定最后的尊严
21世纪经济报道· 2025-08-14 19:48
老龄化与临终关怀现状 - 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长寿时代,老龄化速度加快、高龄人口比例增大与平均预期寿命持续延长是其显著特征 [2] - 2018年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为77岁,但平均健康预期寿命仅有68.7岁,意味着平均每个老年人有8.3年带病生活 [2] - 随着老龄化加速,恶性肿瘤、糖尿病、慢性肾病等疾病患病率持续上升,临终阶段照护成为老龄社会最大挑战 [2] 安宁疗护概念与发展 - 安宁疗护和临终关怀旨在引导老人坦然接受现实,实现优逝善终 [5] - 美国安宁疗护标准为两名医师判定生存期不足6个月,服务由医疗保险覆盖并发展出成熟社会体系 [5] -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临终关怀,1987年创办北京松堂关怀医院,1990年建立首个临终关怀病区 [6] 制度保障与立法进展 - 患者自决权实现需要立法保障,2022年深圳率先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确立生前预嘱法律效力 [6] - 我国临终关怀实践早于自决权保障,当前面临制度化体系不完善的挑战 [7] - 在缺乏正式制度保障下,安宁疗护实践中患者的尊严维护呈现"折中"状态 [7][8] 实践困境与反思 - 当前安宁疗护面临战略、政策、机构、资源、团队、观念等一系列问题 [1] - 临终关怀在中国仍被视为"太超前"的理念,实践中尊严与哀痛常处于中和状态 [7] - 需要从结构到个体层面关注安宁疗护中的挫折与优势,追求更优善的终逝方式 [8]
清华教授公开喊话90、00后:这件事,要早做准备
36氪· 2025-08-13 08:22
老龄化社会与养老危机 - 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2001年7%增至2021年14% 标志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翻倍时间仅21年 远快于欧洲国家的六七十年[14] - 90后及00后因低生育率缺乏兄弟姐妹支持 面临未来养老送终危机 当前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尚未形成有效覆盖[12][14] - 家庭养老负担极重 案例显示7人团队仍难以承担1名90岁老人的日常护理 反映传统家庭照护模式不可持续[10] 临终关怀与死亡质量现状 - 中国每年仅不到30万人获得安宁疗护服务 与300多万癌症逝者数量形成巨大缺口 多数患者面临剧痛死亡[19] - 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 禁止赤脚医生使用注射性高效止疼剂 导致患者"打着滚死"的极端痛苦情况[19][21] - 多元临终关怀模式正在探索 包括医院安宁疗护 医学社工模式 街道家庭模式 佛教助念团等 需多路径并行发展[21] 医疗决策与死亡观念冲突 - 70%正常死亡者将最终医疗决策权交给他人 家庭普遍选择过度抢救 造成不必要的临终痛苦[28] - 孝道文化导致生命权归属错位 个人尊严死愿望难以实现 生命常被视为家庭而非个体所有[30] - 生前预嘱制度在中国面临实施困境 西方个人主义医疗决策模式与本土家庭集体主义文化存在根本冲突[30] 死亡教育与社会文化转变 - 死亡话题在社会中存在严重禁忌 连医疗从业者家庭也回避讨论 传统丧葬符号如黑箍已逐渐消失[33][34] - 清华大学死亡社会学课程显示 年轻一代对死亡议题存在深层心理需求 包括创伤疗愈和意义追寻[5] - 通过艺术展览等创新形式推动死亡教育 单周吸引数千人参观 表明公众对死亡话题存在潜在关注度[7] 反向关怀与传统文化资源 - 中国临终者普遍展现反向关怀行为 包括拒绝治疗节省家庭开支 无声关怀医护人员 器官捐献等感人事例[23] - 传统文化中转经轮 长明灯等意象为死亡提供多元解释 需挖掘传统资源丰富现代死亡文化内涵[36] - 死亡质量提升成为最低社会要求 核心诉求是减轻临终疼痛 需从医疗系统和文化观念双路径推进[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