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2月韩国正式实施《维持生命治疗决定法》（又称"善终法""尊严死法"）以来，签署拒绝维持 生命治疗文件的人数已超300万，占韩国成年人口约6.8%。 这相当于，每14个韩国成年人中，就有1人明确拒绝临终时的插管抢救。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44万韩国人依据该法填写文件后终止维持生命治疗。 7年时间，300万韩国人选择主动"拥抱"死亡。 媒体在惊讶于这个数字的同时，不禁也深思，究竟是什么让他们改变了对死亡的认识？ 一、"想在清醒的时候自己做决定" 2020年9月，来自韩国全罗南道宝城郡的54岁女性申某，在（韩国）顺全南大学医院签下了拒绝延长生 命医疗行为意向书。在此之前，申某已经与肺癌（第4期）斗争了6年。 回家路上，她对女儿说："我想在清醒的时候自己做决定。" 之后的日子，申某戴着家用呼吸辅助器和家人度过了"最后的时光"。三个月后，她因呼吸困难，疼痛加 剧，被送往医院。按照拒绝延长生命医疗行为意向书，申某没有接受心肺复苏手术。于是在缓和医疗 下，两天后，她闭上了眼睛，在自己的选择中安详离世。 面对母亲的选择，申某的女儿全某虽感到难受，但也表示尊重："如果妈妈接受了延长生命的医疗行 为，也许能活得更久一些 ...

老龄化社会与养老危机 - 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2001年7%增至2021年14% 标志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翻倍时间仅21年 远快于欧洲国家的六七十年[14] - 90后及00后因低生育率缺乏兄弟姐妹支持 面临未来养老送终危机 当前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尚未形成有效覆盖[12][14] - 家庭养老负担极重 案例显示7人团队仍难以承担1名90岁老人的日常护理 反映传统家庭照护模式不可持续[10] 临终关怀与死亡质量现状 - 中国每年仅不到30万人获得安宁疗护服务 与300多万癌症逝者数量形成巨大缺口 多数患者面临剧痛死亡[19] - 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 禁止赤脚医生使用注射性高效止疼剂 导致患者"打着滚死"的极端痛苦情况[19][21] - 多元临终关怀模式正在探索 包括医院安宁疗护 医学社工模式 街道家庭模式 佛教助念团等 需多路径并行发展[21] 医疗决策与死亡观念冲突 - 70%正常死亡者将最终医疗决策权交给他人 家庭普遍选择过度抢救 造成不必要的临终痛苦[28] - 孝道文化导致生命权归属错位 个人尊严死愿望难以实现 生命常被视为家庭而非个体所有[30] - 生前预嘱制度在中国面临实施困境 西方个人主义医疗决策模式与本土家庭集体主义文化存在根本冲突[30] 死亡教育与社会文化转变 - 死亡话题在社会中存在严重禁忌 连医疗从业者家庭也回避讨论 传统丧葬符号如黑箍已逐渐消失[33][34] - 清华大学死亡社会学课程显示 年轻一代对死亡议题存在深层心理需求 包括创伤疗愈和意义追寻[5] - 通过艺术展览等创新形式推动死亡教育 单周吸引数千人参观 表明公众对死亡话题存在潜在关注度[7] 反向关怀与传统文化资源 - 中国临终者普遍展现反向关怀行为 包括拒绝治疗节省家庭开支 无声关怀医护人员 器官捐献等感人事例[23] - 传统文化中转经轮 长明灯等意象为死亡提供多元解释 需挖掘传统资源丰富现代死亡文化内涵[36] - 死亡质量提升成为最低社会要求 核心诉求是减轻临终疼痛 需从医疗系统和文化观念双路径推进[39]

法律实施情况 - 韩国自2018年2月实施《维持生命医疗决定法》以来签署拒绝维持生命治疗文件人数已超过300万占成年人口约6.8% [1] - 截至当前已有超过44万人依据该法填写文件后终止维持生命治疗 [1] - 法律适用对象为年满19岁成年人可在全国556家指定登记机构自主填写事前维持生命医疗意向书 [1] 法律适用范围与争议 - 现行法律适用范围仅限于"生命终结过程"即患者必须处于死亡迫近阶段且无恢复可能性才能停止治疗 [2] - 2023年发生晚期癌症患者虽填写意向书但因未达法定"临终"标准医疗机构未予执行的争议案例 [2] - 多名议员已提出修订案建议将适用范围扩大至终末期及可能致死阶段目前正由国会审议 [2] 登记趋势变化 - 2018年登记人数仅约8.6万人 [1] - 2021年登记人数猛增当年8月突破100万 [1] - 2023年10月登记人数超过200万截至本月9日已突破300万 [1] 医疗措施定义 - 维持生命治疗指对医学判定治愈无望的临终患者维系生命体征的手段包括心肺复苏、血液透析、抗癌治疗及使用人工呼吸器4类措施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