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核心观点：诚信是江苏历经千年积淀形成的稳定文化基因，这一基因由地理环境、历史进程和先贤典范共同塑造，其核心内涵是“义利兼顾” [1][2][3][4] 在当代，江苏通过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实现了诚信文化从道德约束到制度保障、从口碑评价到数据赋能的创造性转化，并将其应用于经济与社会治理，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软实力” [5][6][8][9] 面对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新挑战，诚信的内涵正从“人格伦理”向“系统伦理”演变，需通过技术与制度创新推动诚信基因升级 [10][11] 诚信基因的历史形成 - **地理环境塑造**：江苏跨江滨海、河湖密布，自古是水运枢纽，大宗贸易依赖“信用”作为连接各方的无形纽带，“守信则通，失信则塞”的生存逻辑催生了诚信文化的萌芽 [2] - **历史进程推动**：明清时期，作为漕运与盐业中心，官府规制与行业章程将诚信从自觉行为变为硬性规范 [3] 近代，以张謇为代表的实业家提出“信用为实业之本”，将传统信义与现代公司制度结合，实现了诚信基因的“近代化转身” [3] - **先贤典范引领**：春秋季札“徐墓挂剑”树立诚信丰碑，北宋范仲淹在《义庄规矩》中强调信守承诺，明代东林学人以“诚实不苟”为处世根本，这些先贤的躬亲实践让诚信融入江苏人的精神血脉 [3] 诚信文化的核心内涵 - **核心内涵**：儒家思想在江苏落地后形成“知行合一、义利兼顾”的鲜明风格，构成诚信文化基因的核心 [4] - **“义利兼顾”的实践**：“义”是诚信底色，“利”是守信后的回报 [4] 清代苏州绸商坚持“货真价实、不掺假”，靠信誉赢得“苏绣甲天下”美名 [4] 张謇倡导“忠信笃敬”，其创办的大生纱厂因诚信经营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实现“义利双赢” [4][5] 诚信基因的当代转化与制度创新 - **制度构建**：江苏在全国率先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将诚信从“道德约束”升级为“制度保障”，从“口碑评价”转化为“数据赋能” [5] - **传统内核的延续**：出台《社会法人失信惩戒办法（试行）》，将“失信必究”的传统共识落实为清晰规则，延续了明是非、重规矩的精神内核 [5] - **技术赋能载体**：建立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整合多方数据，为个人和企业绘制“数字时代的信用画像”，打破了“熟人社会”的局限 [6] 诚信在现代治理与经济中的具体应用 - **政务服务**：苏州推出“信用+政务服务”，为信用良好者开辟“绿色通道”，实行“容缺受理”，将识别方式从“靠人眼辨”升级为“用数据筛” [6] - **市民激励**：南京发放“市民诚信卡”，将个人诚信积分与公交出行、图书借阅等公共服务优惠挂钩 [6] - **实业支持**：南通打造“诚信实业示范区”，将企业信用评级与融资贷款、项目申报等支持政策相连 [6] - **信用修复**：建立信用修复机制，允许偶尔失信的主体通过主动改正、参与公益等方式修复信用记录，体现治理包容性 [7] - **经济润滑剂**：诚信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交易成本 [8] 南通家纺产业集群坚守“质量可靠、准时交付”的承诺，形成“口头约定就算数”的行业默契，减少了合同纠纷和监督成本，推动产业生态壮大 [8] - **多场景治理**：在税收领域，信用良好企业可享受“无感申报、容缺办理”便利 [9] 在医疗领域，苏州、无锡等地推出“信用医疗”，守信市民可“先诊疗后付费” [9] 在环保领域，企业环境信用与环评审批、政策支持直接挂钩 [9] 未来挑战与内涵演变 - **面临挑战**：数字化带来“数据诚信”问题，全球化带来“跨境信用”困境 [10] - **发展路径**：需以技术赋能信用体系，建设可信数字基础，并通过制度创新推动跨境信用互认，让诚信走向世界 [10] - **内涵演变**：在AI驱动的智能社会中，诚信对象从以人为中心扩展到“人—机协作体”，信任关系从人与人之间延伸到人与智能系统之间 [11] 社会信任正从“人格伦理”转向“系统伦理” [11] - **AI时代的核心问题**：当前AI发展的核心矛盾是“效率优先”的技术商业逻辑与“诚信为本”的伦理要求之间的冲突 [11] 需构建覆盖AI全生命周期的治理框架，东南大学AI伦理实验室开发的系统级伦理大模型“问道”为此提供了重要实践 [11]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阐述了南宋浙东事功学派（包括永嘉、永康、金华学派）基于当时社会经济繁荣与市民阶层崛起的背景，所提出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法制观，其核心在于经世致用，并具体体现在轻刑恤狱、公法至上、义利兼顾三大方面，对后世思想产生了影响 [1][12] 轻刑恤狱，提倡爱民为本 - 浙东事功学派反对恢复肉刑、慎用重刑，主张“轻刑恤狱”，以“圣人好生之德”为伦理基础，旨在引导民众迁善，体现了对个体生命权与人格权的尊重 [2] - 永嘉学派郑伯熊主张“不轻于用刑”、“立政以用人为本，以恤狱为先”，认为刑罚的根本目的是“匡直辅翼使民迁善远罪”，并指出随着社会文明进步，残害身体的肉刑已无施用价值，仅需保留警示意义 [3] - 叶适指出当时刑罚“比汉、唐为轻，比三代则为重”，批判主张恢复严酷肉刑的论调，警告“重刑之心”会成为社会动荡根源，主张“恤刑以爱其民”，认为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4] - 吕祖谦认为法律本身蕴含仁义之道，关键在于如何运用，其理念与叶适等人殊途同归 [4] 公法至上，主张法律为天下公器 - 浙东事功学派提出“公法至上”观点，主张法律是维护天下公平的公共工具，反对君主以个人私意干预法制运行 [6] - 陈亮明确提出“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制天下”，批判君主“以其喜怒之私而制天下”的行为，认为“圣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法律是“公理”和“公器”，其权威源于维护公共利益，并主张“立法以公而以人行法” [7] - 叶适主张“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因为法剔除了私心，具有公共属性，他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至亲隆贵不得辄私”，并认为要保证法制为“公法”则须“分权”，主张“任法而不任人” [8] 义利兼顾，强调法制服务民生 - 针对程朱理学“义利对立”的法制观，浙东事功学派力求革新，主张“义利兼顾”，认为法制应服务民生 [9] - 陈傅良指出立法核心标准是“公私两便”，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体诉求，反对仅为“兴利”而立法导致“一弊起”、“一害随”，强调法制应“去弊除害，兴利便民” [10] - 叶适反对“抑末厚本”的传统观念，认为士农工商四民并重社会才能繁荣，后世许多法令实质是统治者借名目与民争利，背离法制“为民”宗旨，主张法制应保护私人财产、促进财富增长，认为“民富”是“国富”的基础 [11] - 浙东事功学派的“义利兼顾”法制观，既反对以私利损害公益，又尊重民生实利的正当性，主张通过法律保障民众经济权益，契合了南宋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