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企海外投资面临复杂的全球风险，其底层应对逻辑是通过前置性风险识别，建立统一、动态的全球风险管理框架，以统筹识别与调整不同法域的风险[3] - 在海外投资谈判中，企业应避免“重商务、轻防御”的倾向，必须守住涉及有效法律救济路径的关键条款底线，如适用法、争议解决机制和制裁合规条款[10][13] 风险地图的三个维度 - **行业敏感度**：风险高度集中在两类产业 - 重资产、长周期项目（如新能源、电力、交通基建）：对东道国政府存在天然强依赖，易在土地、环评、特许经营权等环节因宏观环境或财政状况震荡而陷入“重新议价”困境[4] - 以数据、算法和技术为核心资产的数字经济与高科技产业：处于安全审查、出口管制和本地化要求的“最前沿”，合规压力无处不在[4] - **法域差异**：风险特征因法域而异，需采取不同策略 - 发达经济体（如欧美）：不再是天然的“法律避风港”，安全审查、制裁与出口管制成为新的不确定性来源[5]。应对核心是做细前期合规盘点，系统梳理国家安全审查、外资审查、制裁与出口管制、数据合规、竞争法、税务等规则，并将风险前置[5] - 欠发达地区（如拉美、东南亚、部分非洲国家）：存在法律规则和监管政策变动快、执法裁量空间大的问题，税务、海关、环保、外汇管理等可能被用作政策工具[5]。应对更强调降低行政裁量不确定性，需在进入前做足政治与监管尽调，并在交易结构与合同设计中通过适用法、争议解决安排、税收与监管稳定条款等工具锁定关键风险，对无法降低的风险引入保险等兜底机制[6] - **常见风险类型**：主要有两类 - 日趋“泛化”的国家安全审查：外延已从传统基础设施与通信领域扩展至数据跨境流动、云服务、关键软件及零部件，可在准入、并购、供应链调整乃至日常运营等多个阶段被触发[7] - 常被低估的税务风险：包括税收优惠调整、转让定价争议，以及通过稽查、补税否定协定待遇，税务工具常与行政许可、监管调查等手段叠加使用[7]。实践中，多数“出海”纠纷是税务、行政许可与国家安全审查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8] 谈判策略与风险防范 - **避免“重商务、轻防御”**：企业常将精力集中在价格、工期等直接影响收益的条款上，为尽快拿下项目，容易在争议解决、合规等“低概率”条款上让步，这些妥协在地缘政治突变或商业纠纷爆发时会成为致命软肋，甚至使企业丧失启动有效法律救济的机会[10] - **关键条款让步的具体风险**： - 接受以东道国法律为准据法并由东道国法院管辖：纠纷发生后，企业因不熟悉当地司法体系和程序规则，加上跨境诉讼成本高企，会处于明显被动[10] - 在中美交易中同意适用美国州法并选择美国仲裁机构：意味着美国制裁规则被当然适用，显著放大合规与执行风险；同时，部分美国仲裁机构引入类似美国法院的证据开示程序，对不熟悉该机制的企业而言，会增加时间与成本投入[11] - **危机后的应对**：把握“黄金窗口期”，迅速启动系统性的前置准备，梳理并放大自身谈判杠杆，为不同情景制定可切换的行动路线图，最不应抱有侥幸心理或“先等等看”，以免错失最佳反制时机[11][12] - **“永不退让清单”原则**：尽管项目变量各异，但必须守住关系到企业在极端情形下能否保有有效法律救济路径的条款底线，主要包括适用法的选择、争议解决机制（地点与方式）以及关键的制裁合规条款[13]

智通财经记者 | 杨冰柯 智通财经编辑 | 庄键 当前，中国出海企业要"走进去"，即中国企业到了哪个国家，就应该成为那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推动全球产业链再平衡。 12月26日，全国政协常委周汉民在浙江省国际商会主办的"浙里出海"宏观形势报告会上提出上述观点。 周汉民 智通财经记者杨冰柯拍摄 周汉民同时强调，中国企业需关注的出海五大风险，投资并购类风险是其中之一。 他介绍称，其所经手的部分跨国仲裁案例中，中国企业所犯的一些低级错误让他感到十分无力。周汉民因此提醒中国企业，在谈判桌上一定要准备充分，不 能两手空空。 他还提及，反垄断审查和国家安全审查、知识产权，以及高科技、军事敏感技术的出口管制等问题也需要关注。 周汉民建议中国企业出海要把法律风险前置化。"人还没出去，先把风险想透。合规一定要制度化，并且一定得了解当地文化。"他总结称，这些问题必须全 部解决，且形成闭环，否则会有问题。 除了企业自身努力，周汉民认为政府也应采取行动，完善法律制度保障。"不能让中国企业在海外裸奔，政府预警应越早越好。"他提及。 根据周汉民提供的数据，中国在190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投资。他认为，中国企业下一阶段走出去，应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