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全球已进入“大周期”的第六阶段，即一个没有规则、充满混乱、强权即公理的时期，二战后建立的1945年世界秩序已彻底瓦解 [1][10] - 国际关系将遵循“丛林法则”，大国冲突不再受国际法约束，而是回归原始的权力博弈，贸易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资本战将成为常态，并可能升级为军事冲突 [1][12] -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这标志着一个极度不确定时期的开始，经济工具将被全面武器化，传统的避险逻辑可能失效，财富与权力的转移将以剧烈的方式进行 [2] 五种战争形式与权力博弈 - 国家间冲突的五种主要形式为：贸易/经济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资本战以及军事战 [3] - 前四种战争通常作为激烈的竞争手段，在热战爆发前就会长期存在并不断升级 [3] - 全球正处于大国博弈的“囚徒困境”中，对立双方陷入针锋相对的升级循环，一旦竞争升级为军事战争，所有维度的冲突都将被极大化 [3][13] - “赢得”战争的关键在于在不失去核心利益的前提下达成目标，但历史往往充斥着由于误判和情绪化决策导致的“愚蠢战争” [4][20] 历史镜像：1930年代的经济战与市场 - 1930年代的大萧条加剧了各国国内的财富冲突，导致民粹主义、独裁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 [5] - 在热战爆发前的十年里，经济战和资本战早已打响，例如美国在1930年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挑起贸易战，并在二战爆发前夕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和资产冻结 [5] - 战争期间的市场表现高度依赖于国家在战场上的胜算，例如德国股市在战争初期因军事胜利而上涨，但最终随着战败而归零；美国股市则在政府巨额支出和战争需求的刺激下走强 [5][49] 资本战：资产冻结与市场封锁 - 资本战的三种经典手段包括：资产冻结/扣押、切断资本市场准入、禁运与封锁 [6][7][8] - 由于权力即公理，强者往往会利用对手的弱点进行掠夺，在此类制裁下，传统的金融资产安全将面临巨大挑战 [8] 战争环境下的经济政策与财富保护 - 战争时期政府通常会实施严格管制，包括配给制、价格控制、资本管制以及没收资产 [9][46] - 为了资助战争，政府会大量发行债务并将其货币化，导致货币贬值 [9][46] - 投资者在这一阶段应极度警惕债务资产，历史经验表明，战争期间最好的财富贮藏手段通常是黄金，因为信贷在战争中往往不被接受或大幅贬值 [9][48][51] - 大国兴衰是历史的必然，但若能明智地使用权力并维持生产力，周期演变的创伤程度是可以被管理的 [9][52]

美国工业竞争格局的演变 -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钢铁制造、汽车工业、家用电器和飞机制造等几乎所有工业领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 [3] - 日本和德国凭借更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向美国市场输出物美价廉的商品，日本车企凭借出色的燃油经济性、耐用性和亲民价格使美国本土汽车制造商节节败退 [5] - 美国决策层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规模外迁，仅保留军工、金融等高附加值产业，试图通过金融和技术优势持续占据全球产业链顶端 [7] 中国的产业升级路径 - 中国凭借广阔的国土、庞大的人口和巨大的市场，有效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 [8] - 制度优势使国家能够有效引导产业从纺织、玩具等低端制造，升级到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高铁技术，并正在突破半导体和大飞机领域 [8] - 中国工程师和科学家在半导体产业各个技术环节实现突破，追赶速度远超美国预期，虽然在最先进的3纳米、5纳米工艺上仍有差距，但正挑战美国的核心技术优势 [9]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地位 - 半导体产业被视为美国制造业最后的堡垒和掌控全球产业链的最后王牌 [9] - 美国通过《芯片法案》等手段，试图将中国芯片产业限制在14纳米工艺以下 [9] - 半导体产业链高度全球化，单靠美国无法维持，一旦中国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美国最后的工业优势将面临挑战 [9] 地缘政治冲突的资源消耗 - 俄乌冲突使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数千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联合欧洲对俄罗斯实施空前制裁 [9][12] - 战争陷入胶着导致欧洲遭受能源危机和通胀飙升，美国国债因巨额军援再创新高 [12] - 冲突已演变为对美国国际信誉的严峻考验，若不能帮乌克兰体面收场，可能影响亚洲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及中东产油国与美元体系的关系 [12] 战略资源的分配困境 - 俄乌冲突吞噬的本可用于美国国内再工业化和科技研发的资金 [13] - 美国重振制造业面临劳动力短缺和技能断层等结构性难题 [13] - 美国在科技战和地缘政治战中资源分配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