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LP出资限制与偏好 - 国资LP对子基金出资实施多项限制，包括出资比例、单笔额度及机构层面可投子基金数量上限，需清理存量基金才能腾出新额度[1] - 部分国资LP设置"隐形门槛"，优先与国资GP合作，认为其合规性更强、资源赋能优势显著，且在募资和项目争夺中更具竞争力[1][2] - 民营GP因历史业绩不佳、返投未达标、内控混乱等问题被国资LP边缘化，合作意愿大幅降低[2] 私募股权市场整体萎缩 - 2024年私募股权及创投基金新设数量同比下降44.1%至4143只，募资总额减少近四成至4121.42亿元[4] - 创投基金平均规模降至1.338亿元，为近十年最低，管理人数量净减少810家，注销数量达新登记量的8倍[4] - 国资母基金占比超90%，政府引导基金占80%，新设母基金均为国资背景，民营市场化母基金近两年零新增[5] 民营GP生存困境与转型 - 民营GP面临募资难、退出堰塞湖、投资停滞三重压力，大量基金延期（部分已延期三次），机构裁员降薪普遍[7][8] - AIC基金试点扩大至18城（签约超3500亿元），但未缓解民营GP募资压力，反而因直投模式挤占社会资本空间[6][7] - 科创债新政推出两个月内，机构发行/待发规模超200亿元，但存在GP与LP利益冲突、债务风险等实操问题[8][9] 行业政策与结构性变化 - 金融监管总局扩大AIC股权投资试点至省级范围，允许商业银行设立AIC并引入保险资金参与[6] - 科创债提供低成本长周期资金，期限灵活可匹配长期投资策略，但需解决LP同意权及偿债风险等障碍[8][9] - 行业呼吁更多耐心资本支持民营GP，以培育科技创新企业，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9] 市场数据与趋势 - 2024年私募股权管理人116家新登记，928家注销，行业集中度加速提升[4] - 国资LP要求市场化资金占比50%，但因民间资金短缺导致基金募集"堵点"加剧[5] - 一级市场项目竞争推高硬科技等领域估值，机构偏好DPI明确项目，零出手机构增多[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