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趋势演变 - 当前全球化面临更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更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碎片化趋势可能向更具封闭性、分化特征的方向升级[1] - 中美专家投票结果显示，“全球商业活动减少，全球经济走向碎片化”这一选项得到所有中国专家以及45%美国专家的认可[1] - 全球化可能演变为“关系化的面条碗”，即在原有协定网络上叠加多个功能性、议题型合作关系网，协议的排他性显著增强[17] - 另一种可能是“多锅分灶型全球化”，世界经济被分割为若干个相对封闭的“规则圈”，圈内部高度一体化但圈之间互通性降低[18] 企业战略调整 - 重要企业转向“最小化成本”战略，通过最小化成本来应对政策不确定性[2] - 跨国公司采取暂存保税区、寻找替代来源国等低成本措施应对关税变化，而非急于在美国国内大规模投资建设产能[3] - 美国制造业企业投资呈现“内增外减”趋势，增加“在美国为美国”的国内生产投资，减少“在美国为世界”的生产投资[3][4] - 美国进口的有效平均关税率已超过18%，达到1930年中期以来的最高值，这使得在美国国内生产更加有利可图[3][12] 国家层面应对策略 - 一些国家采取国家版“最小化成本”战略，投入最小真实资源换取安全感与谈判筹码，同时尽量保留后路[6] - 策略包括舆论姿态上的低成本配合、高调承诺巨额投资（如欧盟6000亿美元、日本5500亿美元）、承诺大举购买美国能源（如欧盟承诺7500亿美元）[6][7] - 但这些承诺多为非约束性意向投资，被形容为“空中楼阁”和“毫无约束力”，落实仍需观察[6][7] 中美关系与孤立可能性 - 55%的美国专家认为“美国将被孤立，而中国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中国专家无人选择此选项[1] - 美国难以孤立中国的原因包括：双边交易多为框架性协议，“绕道贸易”政策语焉不详难以执行[8] - 特朗普无法给出可置信的承诺，其他国家不能将前途完全寄托于一纸交易，否则不可逆的现实成本将大幅兑现[9] - 美国对中国关税难以过高，因为关税率与财政收入呈倒U形曲线，税率过高将导致贸易和税基消失[12] - 美国对其他国家关税也难以太低，否则制造业只是从中国转向其他国家，无法实现制造业回流目标[12] 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景 - 在10+3国家范围，中国是大部分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区域内国际贸易占比仅为45%，远低于欧盟的60%以上[14] - 欧盟占全球GDP的15%，CPTPP国家占全球GDP的15%，两者以某种形式联结将创造市场规模大于美国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区[15] - 但欧盟与CPTPP的联结面临法律与制度兼容性、地缘政治考量、内部政治阻力等挑战，技术性谈判复杂度较高[15] - 东亚地区缺乏欧洲地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区内多国对美国在安全上存在依赖[14]

全球经济碎片化趋势 - 全球经济碎片化表现为贸易和投资联系减弱 制度与结构层面呈现新演化形态 可能形成"关系化的面条碗"或"多锅分灶型全球化"新格局 [18][19] - 中美专家投票显示 100%中国专家和45%美国专家认为全球商业活动减少 全球经济走向碎片化 55%美国专家认为美国将被孤立而中国加强与其他国家关系 [2] 企业战略调整 - 跨国公司采取"最小化成本"战略应对政策不确定性 通过暂存保税区 寻找替代来源国等方式降低应对成本 [3][4] - 美国制造业呈现"内增外减"投资趋势 国内生产投资增加 对外投资减少 进口有效平均关税率超18% 达1930年中期以来最高水平 [5][6] 国家层面应对策略 - 多国采用国家版"最小化成本"战略 通过口头支持 赠送礼品 高调承诺非约束性投资等方式换取谈判筹码 如欧盟6000亿美元投资为"非绑定承诺" 日本5500亿美元以贷款和担保形式出资 [7] - 欧盟承诺三年购买7500亿美国能源 但实际执行面临基础设施投资等现实约束 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不现实" [8] 贸易协议执行困境 - 美国与越南等国达成的框架性协议缺乏转运定义 测量方法等关键执行细节 给"最小化成本"战略提供操作空间 [9] - 特朗普政府无法提供可置信承诺 已签署的正式贸易协定也可能以"国家安全例外"理由违背 使其他国家难以完全依赖协议 [10] 美国关税政策局限性 - 对中国关税税率与财政收入呈倒U型曲线 过高税率导致税基消失 5月12日中美达成和解调降关税 [13] - 对其他国家难以征收过低关税 平均有效关税率从3%升至18% 需广泛征收可观关税以实现制造业回流目标 [12][13] 区域经济整合挑战 - 欧盟与CPTPP国家联合面临法律兼容性 地缘政治考量等挑战 虽可能创造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但技术谈判复杂度高 [16][17] - 东亚地区国际贸易占比仅45% 低于欧盟60%以上 缺乏欧洲地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存在地缘政治隔阂和安全依赖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