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独立性 - 央行独立性是经济稳定的核心支柱，必须确保央行在法律与政治层面被赋予实施艰难决策的能力[1][14] - 政治体系倾向于关注短期目标，而货币政策效果存在滞后性，需要中长期视角，若央行不独立将面临追求短期政治回报的压力[1][14] - 央行独立性赋予其中长期视角下制定并执行政策的空间与权威，任何期望实现经济稳定的国家都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构建起独立的央行[14][15] 以色列经济改革经验 - 以色列在1990年代实施综合战略实现经济转型，关键措施包括稳定通胀、削减预算赤字、发展资本市场、增强汇率灵活性[2][11] - 改革期间以色列取消了外汇管制，推动货币谢克尔完全可兑换，抑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并推动金融市场与国际接轨[1][13] - 通过改革以色列形成了以科技为引擎的"创业国家"模式，目前高科技出口占比超过一半，经济展现出强大韧性[2][12] 全球经济治理挑战 - 全球化趋势转向碎片化，出现集团化趋势、保护主义加剧、关税壁垒增加，将经济工具武器化以牺牲伙伴利益提升自身地位是不健康的竞争[2][6] - 新兴市场在IMF等国际机构中的投票权未充分反映其实际经济实力，应当在领导层中占有更多席位，提升新兴市场代表权应成为常态[7] -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制释放了整合潜力，是对传统体系中代表性不足的积极回应[3][8] 公共债务风险与应对 - 公共债务积累是国家连年赤字的必然结果，高企债务将使经济体变得脆弱，任何资本价值波动都会因庞大基数而被放大[9][10] - 应对高债务需要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整顿和财政责任，关键在于发展健全的资本市场以吸纳大量债务，同时控制预算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10] - 市场敏感度取决于参与者预期，如果政府以负责任方式行事，即使债务规模较大也不至于成为"定时炸弹"[10]

全球化趋势演变 - 当前全球化面临更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更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碎片化趋势可能向更具封闭性、分化特征的方向升级[1] - 中美专家投票结果显示，“全球商业活动减少，全球经济走向碎片化”这一选项得到所有中国专家以及45%美国专家的认可[1] - 全球化可能演变为“关系化的面条碗”，即在原有协定网络上叠加多个功能性、议题型合作关系网，协议的排他性显著增强[17] - 另一种可能是“多锅分灶型全球化”，世界经济被分割为若干个相对封闭的“规则圈”，圈内部高度一体化但圈之间互通性降低[18] 企业战略调整 - 重要企业转向“最小化成本”战略，通过最小化成本来应对政策不确定性[2] - 跨国公司采取暂存保税区、寻找替代来源国等低成本措施应对关税变化，而非急于在美国国内大规模投资建设产能[3] - 美国制造业企业投资呈现“内增外减”趋势，增加“在美国为美国”的国内生产投资，减少“在美国为世界”的生产投资[3][4] - 美国进口的有效平均关税率已超过18%，达到1930年中期以来的最高值，这使得在美国国内生产更加有利可图[3][12] 国家层面应对策略 - 一些国家采取国家版“最小化成本”战略，投入最小真实资源换取安全感与谈判筹码，同时尽量保留后路[6] - 策略包括舆论姿态上的低成本配合、高调承诺巨额投资（如欧盟6000亿美元、日本5500亿美元）、承诺大举购买美国能源（如欧盟承诺7500亿美元）[6][7] - 但这些承诺多为非约束性意向投资，被形容为“空中楼阁”和“毫无约束力”，落实仍需观察[6][7] 中美关系与孤立可能性 - 55%的美国专家认为“美国将被孤立，而中国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中国专家无人选择此选项[1] - 美国难以孤立中国的原因包括：双边交易多为框架性协议，“绕道贸易”政策语焉不详难以执行[8] - 特朗普无法给出可置信的承诺，其他国家不能将前途完全寄托于一纸交易，否则不可逆的现实成本将大幅兑现[9] - 美国对中国关税难以过高，因为关税率与财政收入呈倒U形曲线，税率过高将导致贸易和税基消失[12] - 美国对其他国家关税也难以太低，否则制造业只是从中国转向其他国家，无法实现制造业回流目标[12] 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景 - 在10+3国家范围，中国是大部分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区域内国际贸易占比仅为45%，远低于欧盟的60%以上[14] - 欧盟占全球GDP的15%，CPTPP国家占全球GDP的15%，两者以某种形式联结将创造市场规模大于美国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区[15] - 但欧盟与CPTPP的联结面临法律与制度兼容性、地缘政治考量、内部政治阻力等挑战，技术性谈判复杂度较高[15] - 东亚地区缺乏欧洲地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区内多国对美国在安全上存在依赖[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