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分层与系统性风险 - 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37%）无法拿出400美元的应急现金 这意味着他们生活在财务悬崖边缘 一次小额意外即可导致财务崩溃[3] - 财务脆弱性会触发信用评分（FICO）的快速崩塌 进而导致无法租房、被保险公司拒保 甚至影响就业背景调查 形成“没钱-信用差-更没钱”的恶性循环[3][4] - 系统存在一条无形的“斩杀线” 一旦个人资产或价值低于系统的维护成本 将被系统性地排斥和淘汰 且过程不可逆[1][12] 政策导向与移民变化 - 政策风向转向“嫌贫爱富” 更倾向于吸引“有钱的贡献者”而非“便宜的劳动力” 对贫困移民及本国穷人的容忍度降低[4] - 移民处理手段趋于经济核算和高效驱逐 例如使用CBP One App 以及通过计算得出“自愿离境”（提供机票和补贴）的成本低于长期拘留[6] - 部分遣返过程对待移民如同货物 有报道称移民被戴上手铐脚镣 儿童因空调故障面临危险 凸显其“废弃劳动力”的处置逻辑[9] 中产困境与“在职无家可归”现象 - 在科技重镇如西雅图、旧金山出现“在职无家可归者”群体 他们拥有工作（如程序员、分析师）但夜间无固定住所 源于长期失业与高昂医疗账单导致积蓄迅速耗尽[6] - 高昂的住房和医疗成本是无家可归问题的根源 但政府支出并未有效针对此根源 例如加州过去五年花费约240亿美元处理无家可归问题 但街头帐篷数量反而增加[7] - 无家可归者平均预期寿命仅约50岁 比普通美国人短约30年 体现了跌落“斩杀线”后生命质量的急剧恶化[9] 社会系统与“美国梦”的演变 - 社会安全网存在失效风险 对于跌落“斩杀线”以下的人 社会不仅不提供援助 反而可能加速其坠落[10] - “美国梦”所标榜的“机会均等”正在演变为一场“幸存者偏差”游戏 机会仅留给保持在“斩杀线”之上的人群[10] - 效率至上的系统逻辑将人数据化、成本化 使其成为可计算和可舍弃的单位 这种企业管理逻辑正被应用于国家治理[10][13]

资本主义体系的现状与问题 - 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机器在2019年已显现出严重问题，并在后疫情时代加速恶化[1] - 资本主义通过金钱回报生产性活动并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提升民众生活水平[9][10] - 当前系统产生自我强化反馈循环，扩大收入/财富/机会差距，使资本主义和美国梦处于危险之中[118] 收入与财富不平等 - 1980年以来收入底层60%壮年劳动者实际收入毫无增长，而前10%收入翻倍，顶层1%收入增长两倍[19][20][21] - 前1%人口财富总量超过后90%人口总和，财富差距达1930年代末以来峰值[25][28] - 前40%人群平均财富是后60%人群十倍以上，较1980年六倍差距显著扩大[31] 社会流动性下降 - 子女成年后收入超过父母的比例从1970年90%降至现今50%[23] - 底层五分之一人口在10年内上升到中间五分之一概率从1990年23%降至2011年14%[36] - 美国经济流动率现为发达国家中最差之一，父亲收入最低四分之一的子女仅8%机会进入最高四分之一[38][39] 教育体系不平等 - 美国儿童贫困率17.5%，高贫困学校PISA测试成绩比富裕学校低25%左右[44][49] - 贫困社区每名学生获得州和地方资助比富裕社区少1000美元，低收入地区学校资金严重不足[65][66] - 私立学校生均支出约23000美元比公立学校14000美元高出70%，私立学校PISA测试成绩平均高出4.3%-6.9%[73][74] 劳动力市场与公司行为 - 企业收入中用于利润的百分比相对员工薪酬份额自1929年来持续增加[125] - 公司为追求利润开发替代人力技术，并将生产转移至其他国家，这对公司利润有利但对美国工人收入不利[122][123] - 中央银行印钞推高金融资产价格，使拥有金融资产的富人更富，而大多数穷人因信誉差难以获得信贷[129][131] 政策改革方向 - 需要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投资社会和经济绩效双底线项目[143] - 通过税收从顶层筹集资金，专门用于帮助中底层人群，并以提高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方式支出[145] - 协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货币信贷从储蓄倾向高的群体转移至消费倾向高的群体[147][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