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国家层面首次在政策文件中明确支持“疫苗处方”，旨在通过临床医生开具处方来提高特殊人群的疫苗接种覆盖率，但该模式在医生权责划分、患者接种意愿、制度保障及执行流程等方面仍面临多重挑战 [1][2] 政策与试点推进 - 国家疾控局在9月中旬部署冬春重点传染病防治工作时，首次在政策文件中明确支持“疫苗处方”，以加强疫苗接种 [1] - 在“疫苗处方”概念提出前，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安徽等多地医疗机构已探索开设“特需人群疫苗接种评估门诊”，推动临床诊疗与疾病预防融合 [1] - 深圳、山东、重庆等地已相继推出“疫苗处方”试点，更聚焦于成人常用非免疫规划疫苗，如带状疱疹疫苗、HPV疫苗、流感疫苗等 [4] 目标人群与现状 - 近期全国已有17个省份进入流感高流行水平，婴幼儿、孕产妇、有基础疾病患者及免疫功能低下人群感染后更易发展为重症甚至死亡 [1] - 评估门诊主要面向特殊健康状态人群（目前主要为儿童），包括肿瘤、心脏病、热性惊厥、需使用免疫抑制剂、器官移植及罕见病等患儿 [3] - 这类特殊健康状态儿童相关疫苗接种率偏低，但他们却是疫苗预防相关疾病的高风险人群，患病后致残致死率更高 [4] 模式运作与价值 - 评估门诊的路径通常要求接种者先去医院挂号、检查，等待基因检测或MDT结果后，再持医生建议回基层接种 [3] - 评估门诊的最大价值在于由临床专科医生（而非社区医生）判断“疫苗接种获益是否大于风险” [4] - 承接评估门诊的医疗机构主要依托区域医学中心或大型妇幼专科医院，因其疾病治疗经验、应急处理能力和专家资源更集中，其评估结论或处方基层医生信服度较高 [4] 面临的挑战与医生顾虑 - 核心挑战在于有意愿且有能力对特殊疾病人群作出科学疫苗接种决策的医生“仍少之又少” [6] - 医生顾虑主要源于制度保障缺失，当疫苗接种后患者病情变化，医生面临较大的解释、救治压力和法律风险 [6] - 部分疾病未被列入疫苗接种禁忌症，但也未被写入临床治疗指南或专家共识，导致医生缺乏明确的决策支持和责任豁免依据 [8] - 医生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回避心态，根源在于“权责利不匹配”，担忧接种后出现罕见不良反应会引发复杂纠纷 [8] 执行流程中的难题 - “第一公里”难题：接种者需付出大量额外时间和资金成本去“大三甲”医院评估，且可能被建议“不能或暂缓接种”，导致接种意愿降低，对于自费的非免疫规划疫苗尤其如此 [9] - 对于涉及多并发症或需多科室治疗的人群，评估可能需要搭建多学科会诊平台，但费用更高、等候期更长 [9] - “最后一公里”难题：由医疗机构（尤其是跨行政区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或疫苗处方，基层医院可能并不认可，且患者随访、复查连续性面临考验 [9] - 责任界定模糊，一旦发生不良反应，责任在“评估方”与“执行方”之间难以清晰划分 [11] - 社区接种点应对严重过敏反应等急症的设备、药品和人员技能可能不足，存在抢救延误风险 [11] 未来展望 - 从长期看，随着医院评估门诊积累更多真实世界数据，并通过监测不良反应和基础疾病转归，有望将评估结果转化为可指导基层接种的指南，从而减少基层医务人员对特殊人群的疫苗犹豫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