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美国竞争性地缘经济战略高度重视夯实制造业基础，但其对制造业在就业、国防、创新和增长方面作用的期待存在争议 [2] - 制造业在生产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初级金属制造和化工制造的中心性远高于服务业细分行业 [4] - 特朗普2.0倾向于使用关税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但关税并非充分条件且可能带来通胀和效率代价，最优税率取决于供需价格弹性 [2][42] 制造业的就业效应 - 2024年美国制造业平均时薪为34.5美元，低于服务业（35.6美元/小时）及非农产业平均（35.7美元/小时），在非农大类产业中最低 [9] - 制造业内部细分行业时薪标准差为5.7美元/小时，远低于服务业的11.4美元/小时，表明其内部薪酬差距较小 [9] - 制造业就业乘数约为2.2，即每新增一个直接岗位可间接带动其他行业约2.2个岗位，效应约为其他二产的2倍、现代服务业的3倍 [11] - 美国公用事业、房地产及租赁行业的本地就业乘数高于耐用品制造业，IT产业的本地就业乘数高于非耐用品制造业 [11] 制造业的国防意义 - 工业是“可动员财富”的核心依托，对于以物质对抗为主要特点的国防活动至关重要 [13][15] - 美国国防工业基础（DIB）的根基在于制造业生态系统，制造业是其核心支柱和物理载体 [18] - 美国国防工业体系实际产出持续增长，21世纪以来迭创新高，企业数量与就业人数下降更多反映技术进步而非产业衰落 [18] - 国防工业的特殊性决定其产业链韧性提升更需依赖本土产能强化，而非分散进口来源 [18] 制造业的创新角色 - 制造业更有利于后发国家加速追赶，对先发国家的作用主要体现为自身高研发投入及驱动IT产业创新 [19] - 2022年美国制造业占研发总额的53.9%，但非制造业研发投入四年间累计增长91%，年化增长率17.6%，远超制造业的36%和8% [26] - 服务业中的IT产业研发投入金额绝对规模大，增速远超化工、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运输设备等制造业主要贡献者 [26] - IT产业的创新本质是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延伸，生产性服务业呈现“制造需求驱动软件供给”，生活性服务业呈现“制造供给创造软件需求”的特征 [31][32][33] 制造业外包的争议 - 学界主流认可全球产业链合作利于双方创新，但部分观点认为制造环节外包可能削弱先发国家创新能力 [36][37] - 制造外包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基于“模块化-成熟度”矩阵可分为四类行业 [38][39] - 产品创新型行业（高模块化+高制造技术成熟度）制造环节外包合理，不太影响先发国家创新能力 [38] - 流程创新型、流程嵌入型及流程驱动型行业均需谨慎外包，以防削弱本土创新能力 [39] 关税政策的效果分析 - 关税并非促进制造业回流的充分条件，拉美国家高关税并未普遍成功推动工业化，效果受工资、汇率等多因素影响 [45][47] - 加征关税可能付出通胀和效率代价，高关税削弱国际竞争压力，可能抑制生产率提升 [48] - 最优关税理论认为关税可能通过改善贸易条件或引导消费国内替代来改善社会福利 [50] - 最优关税税率取决于供需价格弹性，影响因素包括双方规模对比、出口国生产要素流动性弹性、商品可替代性及资源再配置成本等 [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