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4月2日即将宣布的“对等关税”是特朗普2.0贸易政策的分水岭，其核心并非简单的数字计算，而是美国进行地缘布局和谈判施压的工具，尤其针对中国，加征关税的立足点不在于“对等”而在于施压[1] - 对等关税的征收标准主观且复杂，美国拥有“最终解释权”，重点将聚焦于所谓的“Dirty 15”经济体，并根据“一国一议”的原则进行区别对待，以实现打造盟友经济内循环和重塑全球秩序的战略目的[5][17][22] - 美国推行对等关税面临内部经济约束和外部政治反抗的双重挑战，高通胀预期和高利率环境使其政策缩手缩脚，而盟友国家的反抗及海外资金可能流出的风险是其“无法承受之痛”[27][32][33] - 预计4月的关税措施将结合“大棒”与“胡萝卜”，对中国大概率额外加征10%关税，使累计幅度达30%，这可能引发部分对美出口业务的非线性萎缩甚至归零，同时需警惕美国联合其他经济体对中国转口贸易进行限制[47][50] “对等关税”的内涵与框架 - 对等关税的计算思路反直觉，并非比较商品在同一市场的竞争力，而是基于“你对我的商品征收多少，我就对你的商品征收多少”的简单粗暴原则[2] - 若仅量化计算“关税+增值税/销售税”，中国对美国存在负向对等缺口（29%-32%=-3%），美国要减税才公平，因此美国将加征依据转向难以量化的“非税壁垒”，如不公平补贴、监管及工资差异等[7][8][13] - 对等关税的征税依据可按“是否容易量化”和“是否容易改变”两个维度划分，若美国更强调易量化、易改变的因素（如关税、汇率），则目的重在谈判；若强调不易改变的因素（如深层税制），则目的更可能是供应链重塑和增加关税收入[17][21] 征收对象与美国的战略盘算 - 对等关税将聚焦于对美征收高关税且贸易占比高的“Dirty 15”经济体，可能包括爱尔兰、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印度、越南、中国等[5] - “一国一议”的策略体现了美国区别对待、拉帮结派的意图，旨在打造以盟友为主的经济投资内循环和关税同盟，对盟友可能使用更易量化和改变的标准，对其他经济体则相反[22] - 美国政策面临内部经济约束，高通胀（预期）和高利率环境会限制其行动，同时外部挑战加剧，如加拿大、欧洲等传统盟友开始反抗，甚至利用民族情绪对抗美国[27][28] 对中国的影响与预期 - 预计美国对中国将继续加征关税，“对等”仅是幌子，主要目的在于施压，加征幅度很难超过10%，使今年累计加征幅度达到30%[47][50] - 若加征10%关税，静态计算至多拖累中国今年出口4.3个百分点、拖累实际经济增速0.6个百分点，但更需关注行业企业层面的非线性变化，部分利润率无法覆盖30%关税的行业对美业务可能加速萎缩甚至归零[50] - 美国下一步可能在对等关税框架下，与其他经济体合作限制中国转口贸易，例如以对华加征关税换取他国的关税减免[47] - 需关注独立于国家层面关税的行业关税，其定位是供应链重构和行业回流，重点行业如汽车、半导体、基本金属、能源等面临的“定点”关税风险可能更大[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