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范式与风险预警 - 资本回报率(r)与经济增长率(g)之差(r-g)是衡量社会分配公平度的关键指标，过去150年16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r-g均值约为3%[12] - 历史数据显示，r-g<0仅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该差值趋近于零时（如1969年触及0.58%的极低水平），通常预示经济内生动力放缓与系统性波动风险加剧[1][28] - 在r-g极度收窄的环境下，社会财富积累模式可能从增量转向存量，伴随社会共识弱化与分配矛盾显性化，挑战社会稳定性[28] 极端风险下的资产表现 -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极端地缘风险下，资产表现出现显著分化：远离战场的经济体（如美国、澳大利亚）资产稳健，而处于波动核心的资产（如德国、日本）价值严重缩水，德国债券与票据实际年化收益率低至-41.9%和-40.3%[2][122] - 黄金在货币信用崩溃时发挥核心避险功能，在恶性通胀国家（如1920年代德国）实现了真实价格的强劲上涨，有效对冲货币购买力风险[2][91] - 房地产在战争期间可能受损，但在战后重建阶段通常展现出较强的估值修复能力，在多个战场国成为资产修复的主要路径[2][100] 资产配置策略回测与建议 - 对1910-1960年十种模拟策略的回测显示，单纯的全球分散配置策略（策略1D）年化实际收益率为2.54%，最大回撤-51.93%，修复期长达15年[129][136] - 结合“种田”（稳健底仓）与“打猎”（危机收割）的杠铃策略表现优异，其中策略3B（多资产分散“打猎”增强）实现了6.76%的年化实际收益率，显著优于全球分散模式[4][131] - 策略有效性依赖于安全底仓，以中立国（瑞典、瑞士）为核心构建的防御性策略（如策略1A、1B）在极端波动中展现了存续优势，年化收益率（3.39%-3.54%）和夏普比率均优于全球分散策略[129] - 实物资产（黄金、房地产）在组合中提升了反脆弱性，配置了20%房地产与20%黄金的策略1B最大回撤为-45.46%，优于纯股债策略1A的-63.75%[130] - 地理中立不等于经济免疫，一战期间瑞典因贸易封锁，其股票真实价值缩水近40%，而荷兰凭借“欧洲供应中介”优势资产韧性更强[15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