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信息 - 中国国家博物馆于2026年1月30日推出“跃马扬鞭——马年新春文化展”，拉开了全国文博机构马文化主题展览的序幕 [1] 马的历史演化与考古发现 - 马属动物的祖先可追溯至5800万年前的始祖马，逐步演化为现代马 [2] - 山西省朔州市峙峪遗址出土的马牙化石距今约4.5万年，见证了旧石器时代人与马的关系 [2] - 商代已将马纳入祭祀礼制，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玉马 [2] - 山西省太原市春秋时期赵卿墓车马坑中发现46匹蒙古马 [3] -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收藏的铜车马是迄今发现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古代车马 [3] - 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车马仪仗队包括39匹铜马，其中铜奔马（马踏飞燕）是汉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杰出代表 [3] - 汉武帝为引进良马两次西征，引进乌孙马、大宛马并与蒙古马杂交，在祁连山设置官营军马场培育出河西马 [4] - 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像是大汉开拓精神的象征 [4] - 唐代“昭陵六骏”石刻塑造了唐太宗珍视的六匹战马，唐三彩马则强调高贵感与装饰性，其中“黑釉马”全国仅存两尊 [5] 古代文献与马政管理 - 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现“马”字及相关记事，一片编号10405的甲骨记录了商王武丁狩猎时马车事故 [6] - 相马术（挑选良马的技术）最早记载于商代甲骨文“视马”卜辞，战国《清华简》中的《胥马》篇约1000字，总结了相马原则 [6] - 西汉相马专家东门京曾制作铜马式（良马标准模型）献给朝廷，1981年陕西茂陵出土的鎏金铜马（长76厘米、高62厘米）可能是汉代马式 [7] - 西北汉简记载了严密的马料管理制度，涉及刈取、运输、贮存、监管等环节 [7] - 古代文献记载了马匹疾病的名称、症状及医治方法，“弼马温”官衔可能源自“避马瘟”的谐音，古人相信猴子可保护牲畜不得瘟疫 [8] 马在艺术中的表现 - 新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阿拉善盟曼德拉山岩画（距今6000多年）已出现马的形象 [9] - 敦煌壁画中马的形象出现在《狩猎图》《骑马图》等多种主题中，莫高窟第285窟南壁的《五百罗汉成佛记》绘有北朝具装骑兵 [10] - 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的墓室壁画，如徐显秀墓、娄睿墓壁画，马是反映北朝贵族出行、狩猎活动的关键元素 [10] - 唐代李寿墓墓道东壁的《骑马出行图》绘有42匹各色骏马，章怀太子墓的《马球图》和《狩猎出行图》展现了唐军马队面貌 [10] - 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是在绢上最早留下马形象的作品之一 [11] - 唐代韩幹的《照夜白图》描绘了唐玄宗坐骑“照夜白”，北宋李公麟以白描技法绘《五马图》 [11] - 近现代徐悲鸿融西方解剖学于水墨写意，创作大量奔马形象，将马的形象升华至民族觉醒的高度 [12] 马的民俗文化与象征意义 - 在十二生肖中，午马排位第七，象征活力与进取，属马者被认为兼具“乾卦”的刚健与“午火”的热情 [13] - 隋代虞弘墓汉白玉石椁上的翼马形象，融合了中西神话 [13] - 金代“童趣赛马”砖雕描绘童子骑竹马，宋代“打马”游戏风行于士大夫与知识女性之间，使用铸有骏马形象的“打马格钱”棋子 [14] - 明代琉璃将军飞马脊饰作为建筑构件，承载镇宅辟邪、前程万里的寓意 [14] - 清代皮影骑马仪仗侍女持“风调雨顺”和“国泰民安”灯笼，马升格为文化载体 [14] - 新春佳节，百姓张贴骏马题材年画与剪纸，财神也常以骑马形象出现 [14] - 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系统的象征意义，代表着蓬勃朝气、无坚不摧的力量与文化自信 [15]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以“铜奔马”（马踏飞燕）为引，系统梳理了甘肃省作为“马文物”大省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地位，阐述了马在中国历史、艺术、交通、军事及民族融合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马文物是历史与文化的见证，新时代仍需发扬马的精神 [1][2][3] 历史渊源与地理重要性 - 铜奔马（马踏飞燕）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其设计灵感被用于2026年“欢乐春节”吉祥物“吉祥马” [1] - 考古学家猜测中国的家马由国外传入，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可能是家马传入中原的重要通道 [1] - 嬴秦先祖因养马有功受封于秦地（今甘肃天水一带），其兴起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赫赫军威与甘肃有密切关联 [1] - 汉唐时期，甘肃是朝廷倚重的马政要地，拥有陇右、河西等军马场，同时又地处丝绸之路黄金路段，商队络绎，这使其成为“马文物”大省 [2] 文物类型与艺术表现 - 甘肃除铜奔马外，还因气候干燥保存了大量汉晋时期的木马文物，如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木马，形态悠然，与铜奔马的迅疾形成对比 [2] - 西北汉简中记载了大量与马相关的内容，包括饲养、医治等，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传马名籍简记录了超过200个马名 [2] - 汉朝曾派专人从长安前往敦煌迎接大宛天马，沿途驿站需提供接待，可见对天马的重视 [2] - 河西画像砖在魏晋时期盛行，其中《驿使图》描绘驿使纵马奔驰，马匹四足腾空，形象生动 [2] - 敦煌壁画中既有凡马也有天马，莫高窟晚唐第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布局精妙，人马众多 [3] - 唐三彩中马的造型常见，天水市秦安县出土的三彩男骑马俑为典型的胡人形象，反映了丝绸之路上的民族交融 [3] 文化传承与艺术发展 - 隋唐以来擅画马的名家辈出，如唐代韩干（《照夜白图》）、宋代李公麟（《五马图》）、元代赵孟頫（《人骑图》）等均有传世名作 [3] - 现代画家徐悲鸿以画马闻名，其作品在抗战时期为民族振兴呐喊 [3] - 马的象形文字在甲骨文中已出现，其字形演变始终保持着奔腾的神韵 [3] - 文章总结指出，马文物是马历史、马文化及马精神的载体，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仍需发扬奋发奔腾的精神 [3]

鞍马画的社会文化基础 - 马在中国文化中地位超然，从实用工具升华为权力、梦想与祥瑞的象征，与民族心理深度绑定[3] - 在民间，马是“马到成功”、“龙马精神”等吉祥祝愿的化身，其广泛的崇拜心理为鞍马画兴起奠定了社会文化基础[4] - 画家笔下的马承载时代审美与集体心理，如魏晋时期飘逸超脱的精神追求和敦煌壁画融合丝路文化的异域风情[4] 唐代鞍马画的鼎盛与分化 - 唐代国力鼎盛、丝路畅通，爱马之风盛行，促使鞍马画脱离人物画附庸，成为独立画科[6] - 出现两种审美境界：以韦偃、韩滉为代表，描绘一千二百余匹马自然本真状态的野性生命礼赞[6]；以曹霸、韩干为代表的宫廷审美，描绘厩中名驹[6] - 唐玄宗御厩蓄骏马四十万匹，韩干“以厩马为师”，其《照夜白图》等作品以膘肥体壮、充满张力的形象成为“盛唐气象”的艺术隐喻[7] 韩干的艺术成就与技法 - 韩干将宫廷鞍马画推向化境，其“画肉”风格是盛唐审美理想的体现，表现骨力内蕴、充沛的生命力量[7] - 《牧马图》通过黑白二马饱满体型、圆劲线条及人马静谧关系，营造宫廷雍容气度[8] - 《照夜白图》精准捕捉马匹激昂瞬间的神情与动态，通过紧绷线条与浑圆形体对比，达到“传神”领域[8] 宋元鞍马画的文人化转型 - 北宋李公麟创立“白描”技法，其《五马图》仅凭线条变化表现马匹特征，将鞍马画引向书斋清雅，标志文人画家主导审美话语权[9] - 南宋鞍马画融入家国哀思，如陈居中和张瑀的《文姬归汉图》，马匹成为烘托悲壮氛围、承载民族情感的历史叙事符号[10] - 元代鞍马画与文人情怀、道德寓言结合更紧密，如赵孟頫《秋郊饮马图》意境幽静，任仁发《二马图》以肥瘦喻清官贪官[10] 明清鞍马画的流变与中西融合 - 明清工笔鞍马画创造性渐衰，因文人写意画成主流及社会审美变迁，该题材不再受顶尖画家青睐[11] - 清代宫廷郎世宁等西洋画家引入焦点透视、明暗光影和解剖知识，作品如《乾隆皇帝大阅图》结构精准，但初期融合生硬[11] - 水墨写意领域为鞍马画找到新表达，如明代张龙《猎骑图》笔法狂放，清代任伯年用笔迅疾、墨色淋漓，赋予新的水墨生机[12] 徐悲鸿与现代鞍马画的象征意义 - 徐悲鸿融合西方解剖学与中国书法线条，以大笔泼墨和劲健线条画马，开创中国画改革新路[13] - 其笔下多为昂首疾驰的奔马，将个人情感、时代呼声与民族命运寄托于奔腾意象，为民族注入不屈精神力量[13] - 徐悲鸿将鞍马画从古典审美彻底推向现代民族精神象征的高度，影响深远[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