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唐鸿胪井碑是中国流失国宝的“头号追索目标” 其核心价值在于它是中国国家主权与边疆归属的直接物证 且是重达9.5吨的纯粹非法流失文物 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敦促日本政府将其返还 [10] - 近期发布的《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汇集了近120万字的史料 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日本劫掠该文物的非法性 并推动了中日民间要求返还的共同呼声 [3][8][6] 历史背景与文物价值 - 唐鸿胪井碑立于公元714年 碑文共29字 由唐朝鸿胪卿崔忻刻于一块高近1.8米的巨石上 以纪念其册封渤海郡王之事 [3] - 该碑是唐朝中央政府将东北地区纳入版图的第一手直接物证 印证了渤海国作为唐朝边疆地方政权的史实 政治和历史价值重大 堪称“中国的国家主权石” [4] - 渤海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深受唐王朝影响 史称“车书本一家” 唐鸿胪井碑的设立是册封使命的间接纪功 [4] 文物掠夺与流失现状 - 1904年日俄战争后 日本于1908年将唐鸿胪井碑及碑亭作为“战利品”掠夺回国 藏于日本皇宫的建安府中并秘不示人 [3] - 日本海军省档案直接记载了该碑被送进皇宫之事 证明其名为“战利品”实为被掠夺的流失文物 [6] - 中国学者长期难以知晓其具体状况 研究历经艰难 早期依靠1911年的《南金乡土志》记载“其石今为日本汽船载去”及1920年前后罗振玉带回的拓片 [6] 研究进展与追索努力 - 《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的发布是研究的重要进展 书中收录了该碑在旅顺原址的远景照片及1923年《宫城写真帖》中其在日本皇宫位置的照片 形成了互证并纠正了一些误解 [8] - 中日民间追索行动持续 如前有平山郁夫推动交流 后有日本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的成立 在《总汇》发布会上 中日多家机构签署了《关于呼吁日本返还唐鸿胪井碑的上海宣言》 [6] - 2025年10月16日 相关学者在日本国会向日本外务省官员递交《总汇》初稿并敦促日本政府归还该文物 [8] 国际法理与追索依据 - 国际上文物追索返还的主要法理依据包括1954年的《海牙公约》、1970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以及1995年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公约 [11] - 近年来 欧美部分国家在殖民背景文物的返还上已出现可喜趋势 但日本在此方面明显落后于当代国际潮流 [11] - 学者敦促日本政府顺应中日民众呼声 通过返还唐鸿胪井碑来纠正历史错误 并参与构建国际文化遗产交流与合作新秩序 [11]

文章核心观点 - 一部名为《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的典籍发布 首次完整构建了唐鸿胪井碑自公元714年立碑至1908年被掠至日本的百年证据链 为追索文物提供了扎实依据[1] - 尽管中方学者与日本民间人士持续努力 但日本政府及宫内厅通过沉默、推诿和“踢皮球”等方式回避问题 导致追索被掠夺中国文物的道路依然困难重重[1][4][5] - 追索行动承载着几代中国学者和民间人士的夙愿 相关研究与外交努力数十年来持续进行 但核心阻力在于日方刻意封锁信息并以“国有财产”等理由拒绝返还[5][7][8] 关键文物与历史背景 - 唐鸿胪井碑立于公元714年 是唐朝册封东北地区靺鞨族政权首领、确立隶属关系的重要历史物证 被许多学者称为中国“头号流失国宝”[2] - 1908年4月前 日本占领军以日俄战争“战利品”为名非法拆解该碑及碑亭 运至日本献给天皇 现藏于日本皇居的建安府[2] 日方应对态度与方式 - 日本宫内厅在回应是否接收新证据《总汇》时表示“没有看到相关内容” 并对是否会接见民间团体表示“不好说”[4] - 宫内厅将责任推给外务省 称唐碑已被外务省认定为“国有财产” 宫内厅无权就此发表意见 处理需听从外务省[5] - 日本外务省在接到书面问询后 截至发稿未给予回复 表现出回避态度[5] - 日方阻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刻意封锁文物溯源研究信息；以“国有财产”需议会同意为由拒绝 议会又推诿需天皇同意 层层拖延[7] 中方追索努力与进展 - 日本民间团体“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在2025年10月将《总汇》书稿通过国会议员提交给日本外务省 并委托其转交宫内厅[4] - 《总汇》是几代学者数十年的研究成果 2014年至2024年间 研究团队发掘出百余件新史料 包括碑石原址照片、被掠入皇宫的首张照片及日本海军内部电报等[5][9] - 中国联合18个文物原属国于2024年共同发布《青岛建议书》 为推动历史上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创造国际环境[10] - 追索行动自1911年始 近30年进入快车道 民间成立了多个研究组织和团队 如“大连714志愿会”、“鸿胪书库”等[8] 其他被掠文物案例 - 甲午战争期间从中国辽宁海城三学寺掠夺的三尊石狮 两尊现存东京靖国神社外苑 一尊在栃木县“山县有朋纪念馆”[7] - 面对返还诉求 靖国神社以“需世间理解与认可”等理由拒绝 山县有朋纪念馆则完全无视申请[7] 追索的法律与历史意义 - 专家指出 日本以“战利品”名义掠夺中国文物并界定为“国有财产”的行为 其非法性与非道义性毋庸置疑[8] - 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指出 返还战争期间掠夺的中国文物 是清算日本历史罪责的重要一环[8] - 追索事业薪火相传 有关键推动者如王仁富、童增在文物追回前相继离世 临终嘱托后人绝不能放弃[10]

文章核心观点 - 唐鸿胪井碑是唐朝中央政府册封东北地区靺鞨族政权、确立其隶属关系的重要历史物证，于1908年被日本作为日俄战争“战利品”非法劫掠至日本，至今已流失118年 [7] - 2026年1月，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发布了800多页的《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系统梳理了该碑的图片、拓片、档案及研究著述，形成了完整的非法劫掠证据链，旨在推动文物追索 [7][8] - 中日双方学者及社会团体长期致力于该碑的研究与追索工作，近期通过赠书、发表宣言等方式，呼吁日本政府尊重历史，遵循国际共识，早日返还这一具有重大政治、历史与文化价值的文物 [15][16] 唐鸿胪井碑的历史与价值 - 该碑立于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碑文由唐朝特使崔忻所刻，共3列29字，以纪念册封靺鞨族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标志着震国（后称渤海）正式隶属于唐王朝 [9] - 碑石体积巨大，据日本档案记载宽3米，厚2至2.5米，高1.7至1.8米，重约9.5吨，除唐代原刻外，另有7则历代题刻 [9] -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官员刘含芳筑亭保护该碑，碑亭于次年竣工 [10] - 该碑的历史价值有坚实的文献与20世纪初俄国、日本拍摄的清晰历史影像佐证，这些影像为追溯其原貌提供了直观史料 [10] 文物流失过程与证据 - 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系统化了对中国文物的劫掠政策 [11] - 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占领旅顺，唐鸿胪井碑因其独特价值成为目标；1905年7月，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受海军部委派秘密考察该碑 [11] - 1908年，日本海军将碑与碑亭作为“战利品”运往日本，运输时因碑亭体量过大而进行了切割，导致文物受损 [12] - 日本官方文件《唐碑亭记》及《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战利品寄赠书类》明确记载了劫掠及运送至皇宫的过程，是关键证据 [12][13] - 1923年的《宫城写真帖》照片显示，该碑被置于收藏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建安府侧面，亭柱上可见断痕 [13] - 二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将碑的法律身份扭曲界定为日本“国有”，但这无法改变其作为非法流失中国文物的本质 [13] 长期研究与追索努力 - 1911年，乔德秀在《南金乡土志》中已记载该石被日本汽船载去 [14] - 1936年，古文字学家罗福颐在《满洲金石志稿》中对其进行了详细描述 [14] - 1979年，鸿胪井遗址被列为大连市文物保护单位 [14] - 2001年，民间志愿者成立了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 [14] - 研究者王仁富倾注后半生心血，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曾致信日本皇宫询问碑石安危并得到安全回复 [15] - 大连市国韵文化促进会714志愿会（以碑的诞生年份公元714年命名）等社会团队持续推动研究与追索 [15] - 2024年，中国联合18个文物原属国发布《青岛建议书》，为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提出了中国方案 [16] 近期动态与呼吁 - 2026年1月《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发布仪式上，编委会向日本文化机构代表赠书 [16] - 双方共同发表宣言，呼吁日本政府尊重历史事实，遵循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国际共识，纠正历史错误，早日返还唐鸿胪井碑 [16]

唐鸿胪井碑的历史与现状 - 唐鸿胪井碑是一件有1300多年历史的国宝级石碑，原位于大连旅顺黄金山脚下，记录了公元714年唐朝册封渤海国、宣示对东北地区管辖权的历史，碑文共29字[1][11][13] - 该石碑于1908年被日军以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名义非法拆解并掠走，日军在运输时采用了切割方式，对文物造成了破坏，至今已被日本秘密收藏118年[1][13][15] - 目前石碑被深藏于日本皇宫内，其准确位置位于皇宫内专门陈列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建安府东侧，而非此前认为的前庭，日本政府将其法律身份定为所谓的“国有”财产[25] 《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的发布与意义 - 2025年1月16日，由学者和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联合编纂的《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正式发布，全书近120万字[1][5] - 该文献首次系统、完整地构建了唐鸿胪井碑从被掠夺到现存状态的证据链，汇集了368份档案与图片，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7][17] - 文献中公布了关键证据，包括1908年日本编制的《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战利品寄赠书类》，其中明确记载了将“唐碑亭”送至皇宫，以及1923年《宫城写真帖》中石碑被置于皇宫建安府内的影像[17] 日本掠夺中国文物的历史与规模 - 唐鸿胪井碑仅是日本掠夺中国文物的冰山一角，从甲午战争到侵华战争，非法流失至日本的中国文物数量巨大[19] - 日本皇宫内专门设有五座建筑用于收藏从中国掠夺的“战利品”，包括收藏甲午战争时期战利品的振天府和义和团事件时期的怀远府等[19][28] - 文献中披露的日本草拟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文件，直接证明了日本是有计划、有策略地以军队为后盾进行文物掠夺[28][29] - 战后编制的《战时文物损失目录》显示，中国各项公私文物损失超过360万件，但其中非法流失至日本的具体数量尚无全面统计[33] 文物追索的现状与挑战 - 中方多年来多次要求日本归还唐鸿胪井碑，包括2014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致函日本天皇和政府，以及2021年日本律师发起成立“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但日方始终回避，追索工作停滞不前[27][35][38] - 日方在归还问题上态度推诿，以文物属“国有财产”需经议会批准或天皇同意等理由进行搪塞，形成“踢皮球”状态[27] - 日本方面对文物信息严格保密，例如2005年中国学者提出实地考察要求被拒，仅获得零星影像，非公开状态被指是为了阻止公众讨论和返还呼声的扩散[21][27] 追索工作的最新进展与策略 - 随着《文献总汇》的发布，中日专家达成共识，当前首要任务是打破日本皇宫的封锁，推动日本国会议员进入皇宫实地考察，并将议题提交日本国会讨论[38] - 2024年中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家对流失境外文物的收回权利不受时效限制，从国内法层面为追索打破了法律障碍[42] - 中日三家机构在《文献总汇》发布现场签署了“上海宣言”，共同要求日本政府顺应国际共识，尽快向中国返还唐鸿胪井碑及碑亭[36] - 研究团队正在建设日本藏中国文物数据库，旨在摸清底数并进行溯源研究，区分合法收藏与非法掠夺的文物，这是对日索还的重要前提[33][35] 国际对比与舆论压力 - 与德国在二战后系统性返还劫掠文物的做法形成对比，日本尚未系统地向亚洲国家返还其劫掠的文物[35] - 近年来，中国在文物追索返还方面进入“快车道”，如子弹库帛书、圆明园兽首等成功案例，国际社会也出现了欧美国家返还文物的浪潮，这将对日本形成越来越大的舆论和社会压力[44] - 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指出，日本尚未真正意识到国际社会要求返还文物的压力，缺乏危机感和主动行动，可能被国际潮流甩在后面[46]

《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发布与文物追索背景 - 由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与大连市国韵文化促进会714志愿会联合编纂的《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近日在上海发布，使流失日本百余年的“唐鸿胪井碑”重回公众视野 [1] - 该书系统梳理了存世的所有唐鸿胪井碑在旅顺原址及日本的图片、题刻拓片、相关档案文献及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的研究著述，为研究和追索搭建了完整系统的史料支撑 [3] - 编纂契机源于2024年唐鸿胪井碑诞生1310周年之际的学术研讨会，两家单位达成合编共识，核心编辑团队由双方业务骨干组成，并邀请了30多位多年从事该碑研究、宣传、追索的代表人物组成编委会 [5][6] 书籍内容与学术价值 - 该书严格按照学术著作标准编辑，收录唐鸿胪井碑相关照片63张、原始档案93页、相关文献34则，汇集几乎全部学术研究论文122篇，梳理大事记94条，总字数达1196万字 [7] - 该书是迄今为止关于唐鸿胪井碑最详实的高质量学术大全，旨在为后续研究和追索工作提供坚实支撑 [7] - 编辑过程历时大半年，双方先后5次在大连和上海召开线下编辑会，2次召开线上讨论会，并与出版社召开5次排版工作协调会，最终于2024年12月完成印制并在大连举行发布会 [6] 唐鸿胪井碑的历史与流失情况 - 唐鸿胪井碑立于公元714年，铭文记载唐朝中央政府特使册封东北地区靺鞨族政权首领，是确立该地区隶属于唐王朝的重要历史物证 [3] - 该碑于1908年4月底前，被日军驻旅顺镇守府拆解装船，非法运至日本 [3] - 根据研究，海外公私收藏的中国背景文物总数约1500万件，其中约10%（即150万件）为非法流失文物，主要源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的文物流失高潮，唐鸿胪井碑的非法流失是此时期的典型代表 [11] 文物追索的国际背景与案例 - 近十年来，国际社会对待流失文物的立场正发生变化，法国、德国、荷兰等国相继出台政策或指南，“殖民背景文物”成为研究和返还热点 [8] - 在此背景下已产生国际返还案例，例如德国、英国曾向尼日利亚返还500余件“贝宁青铜器” [8] - 唐鸿胪井碑作为中国“半殖民地”时期的流失文物，属于“殖民背景藏品”，其档案文献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它是战乱背景下外来占领者的非法劫掠物 [9] 唐鸿胪井碑的价值与追索意义 - 该碑承载着与中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归属相关的重要历史记述，具有特别重大的政治、历史、文化价值，被称为“头号流失国宝”和头号追索目标 [1][11] - 在所有流失文物中，唐鸿胪井碑堪称综合价值最高、多元意义最重要的国宝，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和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5年公约中定义的应予优先追索的文物 [17] - 对其追索有利于实现历史正义，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与信任，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并为构建文明公正的国际文化遗产交流与合作新秩序贡献力量 [17] 近期研究新进展与追索现状 - 近年研究取得新进展：将碑被劫掠的具体时间段缩短到桥元正明担任旅顺镇守府长官期间，明确了碑在日本皇宫内的准确位置是其东侧而非建安府前庭，并界定其在日本的法律身份为“国有”而非“皇室私有” [13] - 研究还排除了对追索返还工作可能存在的一些潜在“陷阱”和“地雷” [13] - 自1950年至今，通过购回、捐回和追索等方式，已成功促成300多批次、超过15万件流失文物回归祖国，例如2014年从美国购回商代皿方罍器身，2020年日本华人捐回天龙山石窟佛首等 [16] - 当前追索的“困境”被视作日方的困境，即日本有关方面如何正视历史，顺应国际潮流，尽快返还该碑 [1][15] 追索工作的社会支持与历史传承 - 追索历程凝聚了中日两国民间多方力量，包括早期追踪记录的先行者、推进双边沟通的前辈、进行扎实研究的学者、不懈宣传的志士以及日本有识之士的正义支持 [15] - 《关于呼吁日本返还唐鸿胪井碑的上海宣言》深切缅怀和感谢了这些为追索工作奠定精神根基和学术基础的代表人物 [15]

新书发布与历史研究 - 《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于1月16日在上海发布 该书系统梳理了存世的所有唐鸿胪井碑在旅顺原址及日本的图片、题刻拓片、相关档案文献以及20世纪以来中外学者的研究著述 为碑石的进一步研究和追索搭建了完整系统的史料支撑 [1] - 新书发布仪式上 编委会向日本文化机构代表赠书 双方共同发表宣言 呼吁日本政府尊重历史事实 遵循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国际共识 纠正历史错误 早日返还唐鸿胪井碑 [1] 文物历史与价值 - 唐鸿胪井碑原为重逾9吨 单体10多立方米的驼形天然顽石 公元713年 唐玄宗遣鸿胪卿崔忻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 公元714年 崔忻于旅顺凿井两口并刻石纪念 [3] - 该碑曾是东北地区唯一一块唐碑 记载了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 对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现藏于日本皇宫 [3] - 1896年 清军将领刘含芳为保护此刻石 在其上修建了一座四柱方亭 并在原刻字左侧添刻了五行小字 [3] 文物掠夺与现状 - 日俄战争期间 日本占据旅顺后注意到此刻石 1905年日本特务人员考察刻石并认定其为辽东稀有唐代石碑 随后将刻石搬移至日本东京 [4] - 1908年4月30日 日本海军省以日俄战争“战利品”的名义将刻石献给日本皇宫 [4] - 自甲午战争至抗日战争期间 日本自中国掠夺文物数量巨大 1945年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掠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 民间流失文物无法估计 唐鸿胪井刻石是其中最具分量的文物之一 [3] 回归努力 - 多年来 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学者、社会团体与日本有识之士一直致力于唐鸿胪井碑回归中国 [4]

文物追索与保护现状 - 日本民间组织"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自2021年成立以来持续敦促日本政府归还甲午战争、侵华战争期间掠夺的中国文物，包括现存于靖国神社外苑的两尊石狮及栃木县山县有朋纪念馆的一尊石狮，以及被日本皇室非公开保存的唐鸿胪井碑 [2][4] - 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2012年统计，甲午战争后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达15245件，而1931-1945年间被掠夺文物据日方统计超360万件 [4] - 推进会通过每月例会、大型集会（年均2次）、讲座及出版书籍提升日本民众对文物掠夺历史的认知，2021年成立时仅少数学者关注，近年媒体关注度显著提升 [6] 埃及文物追索成果与挑战 - 埃及2014年以来成功追回超3万件流失文物，2023年5月从美国追回25件重要文物，2022年8月从荷兰追回包括希腊化时期木乃伊头颅在内的3件文物 [7][8] - 木乃伊头颅归还过程采用防弹恒温箱秘密空运，因荷兰化学分析证实其防腐剂成分与亚历山大港出土木乃伊一致，且头骨钻孔方式符合托勒密王朝医学记载 [8] - 追索面临三大挑战：早期流失文物缺乏记录、各国法律差异、私人收藏溯源困难，未来计划建立区块链文物数据库并加强国际合作 [9] 非洲国家追索行动与国际合作 - 尼日利亚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框架与西方国家签署谅解备忘录，已促成英美等国归还1897年英国掠夺的贝宁青铜器 [10][11] - 民间组织"开放归还非洲"2020年成立后系统整理文物掠夺档案，推动以非洲为中心的叙事，案例包括1997-2000年西班牙迫于国际压力归还1830年被盗掘的"班约莱斯黑人"遗骸 [11][12] - 尼日利亚要求西方国家除归还文物外还需支付历史收益补偿，因部分机构长期通过展览掠夺文物获利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