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生涯与跨文化经历 - 学术生涯横跨美国、德国与意大利，早期在哈佛大学主修生物物理学，后于1968年转向现代文学和哲学，并自学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最终专注于古典学[3] - 持有耶鲁大学比较文学博士与图宾根大学古希腊文学博士，研究聚焦于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性真理”观念，并将品达研究扩展为独立博士论文[4] - 比较美国与欧洲大学体系，认为美国顶尖大学强调教授团队与学生间的动态协作，而欧洲大学则以个人教授为核心，知识传递更具层级性[5] 古典学与语文学研究 - 古典学自二战以来面临人文学科整体萎缩，部分学者尝试结合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新方法，但未能恢复其传统权威和声望[6] - 语文学兴趣源于1970年代中期在图宾根接触德国古典语文学，强调关注语文学家构建的古典传统，而非仅关注诗人与哲学家的文本接受[7] - 1985年与安东尼·格拉夫顿等合作出版沃尔夫《荷马绪论》新译本，旨在将古典学核心文本引入更广泛领域，凸显团队合作价值[8] 学术项目与比较视角 - 1994年获莱布尼茨奖后策划“疑难录”系列，聚焦古典学接受与科学史视角下的方法论，通过研讨会汇集实践、历史与比较视角[11] - 主张语文学兼具专业学科与社会学属性，同时是历史演变的价值观与诠释实践集合，两者需互补完善[10] - 提出宽泛文学定义，涵盖所有严肃文字作品，语文学技术同样适用于古代技术文本，并强调跨学科合作解决多语言知识挑战[15] 比较古典学与学术实践 - 自我定位为“比较学家”，认为只有通过比较（包括影响、原因、相似性与差异性）才能理解古希腊文学等特定领域[19] - 强调语文学实践与理论结合，通过编校“比代”和“洛布”文本丛书等实践深化对校订理论与历史的理解[22] - 建议年轻学者以开放态度探索语文学的比较和理论维度，找到能激发根本热情的课题，无需过度顾虑就业市场压力[22]

经学的现代转型与碎片化 - 经学作为儒学主干形式自晚清瓦解后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和学术领地，裂散为碎片分布在文史哲各学科中[2] - 现代文献学和经学史研究仅对经学材料进行历史清理而非延续传统经学形态，是在西学冲击下的学术重构[2] - "以小学为经学"和"即经学史以为经学"成为学界共识，古典学在文化叙事中取代经学地位[3] - 经学失去信仰根据和权威性，转变为普通历史材料，乾嘉考据的典范意义凸显[3] 古典学对经学的覆盖与重构 - 古典学内容连接清代考据传统但性质完全现代，与西方理念同频共振，消解儒家独尊性[3] - 清代考据学被重新诠释为"实证学术范式"，为现代古文献、历史学、考古学提供思想养分[4] - 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将清代考据学与西方近代语文学并列，认为其方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4] - 梁启超至傅斯年形成的共识将清代考据范式视为中国古典学，成为学科建设主流模式[5][6] 西方古典学的本土化路径 - 西方古典学以古希腊-拉丁文献为基础，强调语言文本考据，与中国小学功夫相似[8] - 中国古典学研究分两路向：严格遵循西方学科规范[10] vs 以西方为参照融合中国传统学问[11] - 后者尝试打破文、史、哲学科壁垒，提出"小三通"（文献学/文字学/古代文学融合）和"大三通"（文史哲融合）[11] 哲学本体论视角的古典学建构 - 伽达默尔阐释"古典"概念具有共时性，强调传统与现实的交织而非历史时序切割[13] - 经学中被科学实证遮蔽的人文主义内容，与古典学原初精神存在契合可能[14] - 解经学中的"自解"哲学意识（以经解经）超越文献考据，需依赖哲学创造形式[14] - 利科的诠释学理论主张通过理解经典文本来扩展自我认知，强调精神性理解[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