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在财政收支矛盾加大的背景下，中国正通过“合理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来增加财政收入，以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标志着国企“反哺”财政的力度正在加大 [3][8]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与增长情况 - 2025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约8547亿元，同比增长25.8% [5] - 2025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大幅增长约73%，主要原因是执行中提高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 [7] 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的历史与现状 -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自2008年试行，收入主要来自国企上交的利润 [3] - 中央企业收益收取比例采取分类分档执行，2007年设立时为10%、5%、暂缓收取和免收四档，2014年调整为25%、20%、15%、10%和免交五档 [6] - 目前收取比例根据行业和地区不同在10%~35%不等，金融类、资源类企业通常更高，公益类企业偏低 [7] - 地方国企的上缴比例由各省市自行制定，多数地区高于或接近中央标准 [6] 提高收取比例的原因与背景 - 核心原因是财政收支矛盾加大：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7%，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7%，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增长11.3% [8] - 提高比例可增加可用财力，弥补收支缺口，并使政府能统一调配资金用于国家重大战略、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 [8] - 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金额高达5741亿元，调入比例接近七成，创历史新高 [8][9] 提高收取比例的影响与意义 - 更多国企利润将用于教育、医疗、养老、低保等民生支出，惠及民众 [9] - 可增加社保资金来源，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体现国有资本的公共属性，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9] - 倒逼国企提质增效，提升盈利能力，并进一步规范国企收入分配，抑制不合理福利与盲目扩张，防止“内部循环” [9] - 让国有资本收益更多回归全民，解决以往收益在国企内部循环的问题 [10] 关于“合理提高”比例的建议与考量 - 提高比例需兼顾企业发展和收益分配，不能影响企业承担的改革、发展重任和正常经营，需考虑企业充当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对近期收益的影响 [10] - 建议坚持“分类分档”，避免“一刀切”：对高盈利垄断性企业（如烟草）可适度提高至30%以上；对资源型企业（石油、电力）维持20%~25%；对研发密集型、战略新兴产业国企可设置5%~10%的低比例或实行研发投入抵扣政策；对公益类、政策性国企可继续免缴或极低比例上缴 [11] - 建议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行业景气度、企业盈利状况、财政需求等灵活调整比例，并将国企留存利润的使用绩效与上缴比例挂钩 [11]

2026年财政预算核心特征 - 预算核心特征是“总量持平、改革深化”，解读需规避“唯数字论”误读，聚焦数字背后的改革内涵[4][25] - 全年预算内政府债净融资11.89万亿元，较2025年增长300亿元，但因名义GDP增长，其占GDP比重预计从8.5%降至8.1%[3][10] - 财政四本账总支出目标设定为4.8%，剔除化债、银行注资并结合近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率偏低现实，实际支出增速或将达5%以上[3][10] - 扩内需仍是财政政策核心导向，政策工具更多转向财政金融协同领域[3][14] 财政支出结构与力度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期增速4.4%，较2025年的1.0%提升3.4个百分点[13] - 支出结构持续优化，科学技术、外交国防、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速分别达7.1%、7.0%、6.0%[13] - 新增专项债投向聚焦重大项目建设、隐性债务置换等领域，对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相比2025年更为突出[13] - 支持以旧换新资金2500亿元，新增政策性金融工具增至8000亿元（多增3000亿元），并创新性设立1000亿元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14] 财政收入安排与潜力 - 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目标设定为2.2%，较2025年的-1.7%明显改善[19] - 结合财政赤字规模与赤字率测算，2026年名义GDP增速假设在5%左右，若PPI超预期修复与税收严监管，收入存在超收可能[19] -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期增长0.6%，随着土地出让收入占比下降，其预算完成度有望持平或优于2025年[19] 财政改革转向的深层原因 - 支出端刚性压力凸显，2025年政府债务付息达2.3万亿元，占财政四本账收入的6.2%[5][30] - 社保基金财政补贴从2015年1万亿元增至2025年2.6万亿元，刚性支出持续挤压扩张空间[5][28] - 传统基建投资收益率在2015年后转负，单纯依靠举债扩投资的模式已难以为继[5][35] - 收入端面临土地财政陡峭下降，2025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较2021年高点下降52.3%[5][38] - 税收结构与GDP结构错位，传统高税负行业难以带动税收同步增长，而信息传输等新动能行业税负偏低[5][38] - 宏观税负位居全球主要经济体尾部，在OECD统计的38个经济体中位列第36位[5][42] - 体制端央地财权事权失衡，2016年起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已超过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45] - 基层“三保”支出挤占效应突出，例如中部地区某县“三保”支出占比高达73.1%[50] - 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加大可能引发非理性行为，地方罚没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例在2024年达2.0%创历史新高[6][50] 2026年预算释放的改革红利 - 短期改革聚焦资金腾挪与效率提升，重点推进国有资本收益上缴与零基预算改革[7][52] - 2025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已增长1755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规模多增2063亿元[52] - 中央本级“三公”经费压减7%以上，会议、培训等经费压减10%[7][52] - 中期层面将统筹存量挖掘与增量改革，出台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规范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政策[7][56] - 财税增量改革已逐步启动，例如对新发行的利率债利息收入恢复征收增值税，将部分电信服务增值税税率由6%上调至9%[57] - 后续消费税改革是充实地方财力的关键，其品目扩容与税率优化或同“双碳”目标、能源安全、居民健康消费形成政策共振[7][58] - 针对地方财政困难，改革重点是健全地方税体系与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8][65] - 根据测算，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有望带来年化千亿级税收增量，参考2025年基数测算约为1146亿元[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