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当前就业市场存在“错配”现象，即用人单位招人难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并存，这是产业转型、技术革命与代际更替三重变革叠加的必然结果，需通过政策协同推动人才供需“适配”[1] 产业与人才需求变革 - 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科技革命迎来新一轮颠覆期，产业升级步伐加快，传统岗位消失，新兴需求涌现，就业岗位、公司架构、产业布局经历高速重构[2] - 人工智能时代全面来临，大数据体量激增、算法算力增强、自动化智能化水平跃升，从通用大模型到垂直领域突破，正在重塑几乎所有行业的运作逻辑[2] - 学科交叉、行业重整、数据加持成为新常态，许多传统岗位需要重新定义，新兴岗位层出不穷，对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提出全新要求，但当前人才供给体系尚未完全跟上变化速度[2] 劳动力供给端变化 - “Z世代”（1995年至2009年出生）青年的就业观念发生较大变化，他们成长于网络时代，习惯新媒体，在知识大爆炸环境中形成独特信息获取方式[3] - 这一代人对情绪价值、流量经济、国际局势有敏锐感知，其择业标准、收入价值衡量、社会认可判定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代际心态变迁加剧了人才供需的结构性张力[3] 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 - 就业错配的根源在于教育培养体系的“错位”，必须从教育改革入手[4] - 建议大幅增强实践类课程体系，推行问题导向型课业教育模式，突破单一学业成绩和简单论文研究的评价导向[4] - 建议系统增设创新创业专业课程，培养具备产业创新能力的新型人才，而非只懂理论不懂市场的“单向度人才”[4] - 最关键的是建立“学术+产业”双导师制度，让高校教授与产业专家共同指导学生，使人才培养从“学术单轨”转向“产教双轨”[4] - 产业不能只站在“毕业端口”等待就业，产业链必须延伸至教育链内部，打破“学业是学业，产业是产业”的深度沟壑[4] 产业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具体措施 - 建议建立本科实习全流程认证制度，将实习内容纳入毕业答辩主体，建立“真学习、真获得”的评价标准，杜绝“盖章式”形式主义实习[5] - 创设企业“硕士后”政策体系，让产业类硕士能够延续技术内核与产业发展的连续性，成为连接学术与产业的桥梁纽带[5] - 大幅向科技创新型企业开放博士后流动站权限，打破目前流动站集中于大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局面，为新兴科技产业培养高端人才，让企业在产业创新中真正成为人才培养的主体[5] 社会政策与就业生态 - 青年就业不仅需要用人单位匹配，更需要社会政策托底[6] - 建议大幅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解决青年安居“后顾之忧”，让青年人才能够“引得进、留得住”[6] - 建议完善新业态就业人员权益保障政策，在社保缴纳、劳动报酬、职业伤害等方面构建多维度保障体系[6] - 建议大幅增加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在评价体系中的权重，通过增设奖项和荣誉，建立创新创业的荣誉激励机制，让更多青年敢于成为产业创新的开拓者[6][7]

文章核心观点 - 2025年就业市场呈现“宏观稳、微观紧”的背离状态，核心问题是“好找、好干、敢干的工作”可获得性下降，本质是“错配”而非岗位“消失”[1][2] 三股力量交织下的长期结构性困境 - 产业结构深度转型：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房地产相关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下降，而人工智能、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用工集中于高技能环节，短期内难以形成大规模、普适性的就业吸纳[5] - 经济运行增速换挡与不确定性增强：企业利润承压，经营环境压力加大，导致招聘更加谨慎，呈现出“能不招就不招”、“能外包就外包”的保守和弹性特征[5] - 消费复苏乏力，服务业传导受限：餐饮、零售、文旅等传统就业“蓄水池”扩张受阻，服务业企业更倾向于“少招、缓招、短招”，通过增加兼职与小时工比例对冲经营波动[5] 几组关键事实：压力并非只是感觉 - 供给端压力前所未有：202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222万人，连续多年刷新历史纪录，且1200万以上的规模增长还将保持10年时间[7] - 青年失业率长期高位运行：16—24岁青年（不含在校生）失业率全年在16%—18%区间波动，显著高于整体5%左右的失业率水平[7] - 避险型选择显著增加：2026年国考报名人数371.8万人，在最近十多年里首次超过了考研报名人数，“返乡就业”、“慢就业”、“考研再拖两年”成为普遍选择[7] - 劳动参与率下降：与2019年对比，2023—2025年劳动参与率整体下降约1.9—2.3个百分点，劳动参与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意味着约700万—800万人退出或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近几年对应的潜在劳动力规模收缩在1500万—1800万人左右[10] - 劳动报酬体感弱：中国全社会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近五年从2020年的约52.5%逐步上升至2024年的54.04%，但劳动者对收入改善的体感较弱，房地产价格下降导致居民财富效应下降，挤压实际可支配收入[10] 就业问题是“错配”，而非“消失” - 技能错配：通用型、规则型白领技能供给相对充裕，而企业对复合型、情境化和技术融合型能力的需求快速上升，中等教育和低技能劳动者面临突出的技能鸿沟，难以向新岗位迁移[14] - 预期错配：青年对岗位稳定性、保障和回报的预期显著提高，而市场提供的大量岗位难以满足这一组合预期，同时新职业、出海、乡村振兴等领域的潜在优势未被充分理解和接受[14] - 就业过程错配：在蓝领与灵活就业领域，劳动者在求职撮合、试岗履约、计价结算等关键环节持续暴露于信息不对称和制度保障不足的风险之下，就业风险转向“在岗风险”[15] - 国内就业与出海就业的错配：2025年是中国企业“出海”爆发年，带动的“一带一路”国家高技能人才需求是重要的结构性增量，国内市场的“卷”与出海岗位的“缺”形成错配，出海将成为中国青年就业的新市场[15] 青年就业困境：避险理性与公共福利损失 - 青年就业核心困境是学历在上升，机会却在收缩，传统白领岗位需求减少、新兴产业岗位门槛极高、基础岗位薪资低强度大[18] - “考编热”是基于稳定就业价值观下高度理性的避险选择，但人才过度挤入体制与少数赛道会加剧竞争，市场化部门“招不到人”创新活力受限，大量青年延迟进入劳动市场形成“就业堰塞湖”，个体理性选择叠加可能带来系统性效率损失[18] - 当前中国每百人中有近五人为财政供养人员，大量高教育程度人力资源持续从生产性部门流向分配性部门，这种“人才错配”会形成“低水平均衡陷阱”[19] AI重塑就业结构，岗位极化而非简单抢工作 - AI对就业的影响是通过改变不同任务的相对生产率，系统性地重塑岗位结构和技能回报结构，形成“岗位极化”[22] - 高端岗位扩张：算法研发、数据分析、系统架构等与“非标准化任务”高度相关的岗位需求持续上升，技能溢价进一步集中[22] - 中间岗位被系统性压缩：大量以流程管理、信息处理、规则执行为核心的白领岗位任务被AI快速吸收或弱化，导致中等技能岗位的相对回报和就业稳定性同步下降[22] - 低端服务岗位短期内保持韧性甚至扩张：即时配送、照护与生活服务等高度依赖面对面交互和情境判断的岗位尚难被技术完全替代[22] - AI带来新机遇：直接催生技术密集型新职业（如算法训练、数据标注），推动技术融合型新职业出现，并赋能个体劳动者提高生产率，推动OPC（一人公司）生态搭建[23] 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规模继续增长 - 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在2025年持续扩张，已成为劳动者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并被列入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25] - 主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自由职业者规模不断扩大，支持该形态的综合性平台和垂类平台取得较大发展[25] - 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问题突出：收入高度波动、社保、工伤、医疗保障不足、职业发展路径模糊，社会保险缴纳是难题[25] - 社保缴纳合规率低：据《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4》调研，2024年在社保缴纳基数上完全合规的企业仅占28.4%，约七成企业存在不缴或少缴的问题[26] - 税收规范化：2025年国务院发布《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将平台用工收入纳入规范化、可核验的税收轨道，为新就业形态建立“可统计、可追溯、可治理”的制度基础[27] 农民工返乡潮提前：需求收缩与风险外溢 - 农民工返乡潮在2025年提前，传统高峰在春节前一周左右，但2025年许多人从12月甚至11月开始返乡，有媒体称返乡潮提前了三个月[29] - 提前返乡主因是建筑和制造业需求疲软：房地产和基建项目开工节奏放缓，用工周期缩短，许多工地因资金链断裂停工且工资拖欠普遍，制造业订单波动加大，临时用工比例上升[29] - 城市生活成本高企而工资增长停滞，农民工觉得“挣不到钱还不如回家”[29] - 跨省流动农民工数量持续下降：从2014年的7867万人降至2024年的6840万人，跨省务工收入优势收窄，风险成本较高，同时农民工返乡在地就业替代也在增强[30] “躺平”和“内卷”并存，当前就业结构下的两种理性选择 - “内卷”本质是过度竞争，源于高质量、可预期的岗位增长速度明显慢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且社会容错机制收窄，失败成本被显著放大[32] - “躺平”通常发生在边际努力回报显著下降甚至为负的情况下，劳动者降低投入是拒绝过度投入一场胜率极低竞争的理性选择[32] - 反内卷反对的是企业间的恶性价格战、劳动者被迫超时超强度竞争等不产生社会增量的形式消耗，不躺平是不希望看到大规模退出劳动参与、人力资本长期闲置[33] 错配、极化与避险：交织着多重矛盾的就业市场 - 2025年就业图景是在经济与技术转型冲击下，原有就业均衡被打破，技术进步加剧岗位重组而制度反应相对滞后，劳动者以避险方式自我调整，集体避险反过来放大结构矛盾[35] - 就业问题从“数量问题”转向“结构与制度问题”，联动着收入分配、消费、产业升级、居民预期、家庭决策、婚育选择以及人口结构演变等一系列核心经济与社会命题[36]

2025年中国就业市场核心特征 - 宏观就业数据稳定但微观个体感受偏冷，核心矛盾在于“好找、好干、敢干的工作”可获得性下降 [2] - 就业问题本质是“错配”而非岗位“消失”，表现为技能、预期、过程及国内外市场的多重不匹配 [10] 产业结构转型与就业吸纳 - 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房地产相关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下降 [4] - 人工智能、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用工集中于高技能环节，岗位筛选标准高，短期内难以形成大规模、普适性就业吸纳 [4] 经济运行与企业招聘行为 - 企业利润承压，经营环境压力加大，招聘行为趋于保守和弹性，表现为“能不招就不招”、“能外包就外包” [4] - 消费复苏乏力，服务业企业倾向于“少招、缓招、短招”，通过增加兼职与小时工比例对冲经营波动 [4] 劳动力供给与青年就业压力 - 202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222万人，连续多年刷新纪录，预计1200万以上规模增长还将保持10年 [5] - 16-24岁青年（不含在校生）失业率全年在16%-18%区间波动，显著高于整体约5%的失业率水平 [6] - 2026年国考报名人数达371.8万人，十多年来首次超过考研报名人数，“返乡就业”、“慢就业”等避险选择增加 [6] 劳动参与率与隐性失业 - 2023-2025年劳动参与率较2019年下降约1.9-2.3个百分点 [8] - 劳动参与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意味着约700万-800万人退出或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近年潜在劳动力规模收缩约1500万-1800万人 [8] 劳动报酬与收入体感 - 全社会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约52.5%上升至2024年的54.04% [9] - 尽管低收入群体收入上升、区域及城乡差距收窄，但行业和岗位间收入差距扩大，叠加房地产财富效应下降，削弱了劳动者对收入改善的体感 [9]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结构性影响 - AI影响体现为“岗位极化”：高端研发、决策类岗位需求上升；中间流程性白领岗位被系统性压缩；低端面对面服务岗位短期内保持韧性 [15] - AI催生技术密集型新职业（如算法训练、数据标注）及技术融合型新职业，相关职业长期处于需求大于供给状态 [16] - AI赋能个体生产率提升，推动“一人公司”（OPC）等新业态发展 [16] 灵活就业与新就业形态发展 - 灵活就业与新就业形态持续扩张，成为劳动者就业增收重要渠道，并被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17] - 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内容创作者、自由职业者规模不断扩大，但面临收入波动大、社保保障不足、职业路径模糊等问题 [17] 平台经济与就业治理制度化 - 《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第810号令）及配套公告出台，要求平台报送从业人员收入等信息，旨在将平台用工收入纳入规范化税收轨道 [19]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引发“全民强制社保”争议，2024年社保缴纳基数完全合规的企业仅占28.4% [18] 农民工就业与返乡趋势 - 2025年农民工返乡潮提前，部分从11-12月开始，较传统春节前高峰提前约三个月 [20] - 返乡主因是建筑、制造业需求疲软及服务业消费疲软，城市生活成本高企而工资增长停滞 [20] - 跨省流动农民工数量持续下降，从2014年的7867万人降至2024年的6840万人 [21] 就业市场行为与心态 - “内卷”源于高质量岗位增长慢于供给，社会容错机制收窄，失败成本高 [23] - “躺平”是当边际努力回报显著下降时的理性选择，表现为降低工作投入 [23] - 内卷与躺平并存，共同反映了对“低效率、无出路的投入方式”的应对 [24] 企业出海与海外就业市场 - 2025年是企业“出海”爆发年，带动“一带一路”国家对熟悉中国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的高技能人才需求爆发式增长 [12] - 国内市场“卷”与出海岗位“缺”形成错配，海外劳动力市场有望成为中国青年就业的新市场 [12] 人才配置与系统性风险 - “考编热”是青年在高质量市场化岗位收缩下的理性避险选择 [13] - 人才过度挤入体制可能加剧市场化部门“招不到人”，抑制创新活力，形成“就业堰塞湖”和系统性效率损失 [13] - 中国每百人中有近五人为财政供养人员，高学历人才从生产性部门流向分配性部门是市场要素配置效率恶化的表现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