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2025年就业市场呈现“宏观稳、微观紧”的背离状态，核心问题是“好找、好干、敢干的工作”可获得性下降，本质是“错配”而非岗位“消失”[1][2] 三股力量交织下的长期结构性困境 - 产业结构深度转型：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房地产相关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下降，而人工智能、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用工集中于高技能环节，短期内难以形成大规模、普适性的就业吸纳[5] - 经济运行增速换挡与不确定性增强：企业利润承压，经营环境压力加大，导致招聘更加谨慎，呈现出“能不招就不招”、“能外包就外包”的保守和弹性特征[5] - 消费复苏乏力，服务业传导受限：餐饮、零售、文旅等传统就业“蓄水池”扩张受阻，服务业企业更倾向于“少招、缓招、短招”，通过增加兼职与小时工比例对冲经营波动[5] 几组关键事实：压力并非只是感觉 - 供给端压力前所未有：202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222万人，连续多年刷新历史纪录，且1200万以上的规模增长还将保持10年时间[7] - 青年失业率长期高位运行：16—24岁青年（不含在校生）失业率全年在16%—18%区间波动，显著高于整体5%左右的失业率水平[7] - 避险型选择显著增加：2026年国考报名人数371.8万人，在最近十多年里首次超过了考研报名人数，“返乡就业”、“慢就业”、“考研再拖两年”成为普遍选择[7] - 劳动参与率下降：与2019年对比，2023—2025年劳动参与率整体下降约1.9—2.3个百分点，劳动参与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意味着约700万—800万人退出或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近几年对应的潜在劳动力规模收缩在1500万—1800万人左右[10] - 劳动报酬体感弱：中国全社会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近五年从2020年的约52.5%逐步上升至2024年的54.04%，但劳动者对收入改善的体感较弱，房地产价格下降导致居民财富效应下降，挤压实际可支配收入[10] 就业问题是“错配”，而非“消失” - 技能错配：通用型、规则型白领技能供给相对充裕，而企业对复合型、情境化和技术融合型能力的需求快速上升，中等教育和低技能劳动者面临突出的技能鸿沟，难以向新岗位迁移[14] - 预期错配：青年对岗位稳定性、保障和回报的预期显著提高，而市场提供的大量岗位难以满足这一组合预期，同时新职业、出海、乡村振兴等领域的潜在优势未被充分理解和接受[14] - 就业过程错配：在蓝领与灵活就业领域，劳动者在求职撮合、试岗履约、计价结算等关键环节持续暴露于信息不对称和制度保障不足的风险之下，就业风险转向“在岗风险”[15] - 国内就业与出海就业的错配：2025年是中国企业“出海”爆发年，带动的“一带一路”国家高技能人才需求是重要的结构性增量，国内市场的“卷”与出海岗位的“缺”形成错配，出海将成为中国青年就业的新市场[15] 青年就业困境：避险理性与公共福利损失 - 青年就业核心困境是学历在上升，机会却在收缩，传统白领岗位需求减少、新兴产业岗位门槛极高、基础岗位薪资低强度大[18] - “考编热”是基于稳定就业价值观下高度理性的避险选择，但人才过度挤入体制与少数赛道会加剧竞争，市场化部门“招不到人”创新活力受限，大量青年延迟进入劳动市场形成“就业堰塞湖”，个体理性选择叠加可能带来系统性效率损失[18] - 当前中国每百人中有近五人为财政供养人员，大量高教育程度人力资源持续从生产性部门流向分配性部门，这种“人才错配”会形成“低水平均衡陷阱”[19] AI重塑就业结构，岗位极化而非简单抢工作 - AI对就业的影响是通过改变不同任务的相对生产率，系统性地重塑岗位结构和技能回报结构，形成“岗位极化”[22] - 高端岗位扩张：算法研发、数据分析、系统架构等与“非标准化任务”高度相关的岗位需求持续上升，技能溢价进一步集中[22] - 中间岗位被系统性压缩：大量以流程管理、信息处理、规则执行为核心的白领岗位任务被AI快速吸收或弱化，导致中等技能岗位的相对回报和就业稳定性同步下降[22] - 低端服务岗位短期内保持韧性甚至扩张：即时配送、照护与生活服务等高度依赖面对面交互和情境判断的岗位尚难被技术完全替代[22] - AI带来新机遇：直接催生技术密集型新职业（如算法训练、数据标注），推动技术融合型新职业出现，并赋能个体劳动者提高生产率，推动OPC（一人公司）生态搭建[23] 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规模继续增长 - 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在2025年持续扩张，已成为劳动者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并被列入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25] - 主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自由职业者规模不断扩大，支持该形态的综合性平台和垂类平台取得较大发展[25] - 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问题突出：收入高度波动、社保、工伤、医疗保障不足、职业发展路径模糊，社会保险缴纳是难题[25] - 社保缴纳合规率低：据《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4》调研，2024年在社保缴纳基数上完全合规的企业仅占28.4%，约七成企业存在不缴或少缴的问题[26] - 税收规范化：2025年国务院发布《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将平台用工收入纳入规范化、可核验的税收轨道，为新就业形态建立“可统计、可追溯、可治理”的制度基础[27] 农民工返乡潮提前：需求收缩与风险外溢 - 农民工返乡潮在2025年提前，传统高峰在春节前一周左右，但2025年许多人从12月甚至11月开始返乡，有媒体称返乡潮提前了三个月[29] - 提前返乡主因是建筑和制造业需求疲软：房地产和基建项目开工节奏放缓，用工周期缩短，许多工地因资金链断裂停工且工资拖欠普遍，制造业订单波动加大，临时用工比例上升[29] - 城市生活成本高企而工资增长停滞，农民工觉得“挣不到钱还不如回家”[29] - 跨省流动农民工数量持续下降：从2014年的7867万人降至2024年的6840万人，跨省务工收入优势收窄，风险成本较高，同时农民工返乡在地就业替代也在增强[30] “躺平”和“内卷”并存，当前就业结构下的两种理性选择 - “内卷”本质是过度竞争，源于高质量、可预期的岗位增长速度明显慢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且社会容错机制收窄，失败成本被显著放大[32] - “躺平”通常发生在边际努力回报显著下降甚至为负的情况下，劳动者降低投入是拒绝过度投入一场胜率极低竞争的理性选择[32] - 反内卷反对的是企业间的恶性价格战、劳动者被迫超时超强度竞争等不产生社会增量的形式消耗，不躺平是不希望看到大规模退出劳动参与、人力资本长期闲置[33] 错配、极化与避险：交织着多重矛盾的就业市场 - 2025年就业图景是在经济与技术转型冲击下，原有就业均衡被打破，技术进步加剧岗位重组而制度反应相对滞后，劳动者以避险方式自我调整，集体避险反过来放大结构矛盾[35] - 就业问题从“数量问题”转向“结构与制度问题”，联动着收入分配、消费、产业升级、居民预期、家庭决策、婚育选择以及人口结构演变等一系列核心经济与社会命题[36]

2025年，"就业"几乎成为全年最具公共情绪张力的议题之一。 一方面，从宏观数据看，就业形势并未出现系统性失控：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维持在合理区间，就业政策密集出台，稳就业始终被置于宏观政策优先位置。 但另一方面，个体层面的就业感受却显著偏冷——"毕业后就业衔接不畅""考编上岸""灵活就业不敢久干""越努力越焦虑"等叙事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 这种"宏观稳、微观紧"的背离，使就业问题不再只是经济指标问题，而演变为一个高度情绪化、结构性失衡与制度性制约的社会议题。如果只用一句话概括 2025年的就业状态，那就是：岗位并非消失了，但"好找、好干、敢干的工作"的可获得性正在下降。 三股力量交织下的长期结构性困境 首先，供给端压力前所未有。202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222万人，连续多年刷新历史纪录。按照人口与教育结构测算，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将于 2035年达到峰值，1200万以上的规模增长还将保持10年时间。 第二，青年失业率长期高位运行。16—24岁青年（不含在校生）失业率全年在16%—18%区间波动，显著高于整体5%左右的失业率水平。 第三，避险型选择显著增加。2026年国考报名人数371.8万人，在最近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