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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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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靠努力为什么不能涨薪?
36氪· 2026-02-02 20:16
文章核心观点 - 文章核心观点:工资水平并非主要由个人绩效和努力决定,而是一场由权力、惯性、模仿和公平四大因素主导的复杂社会博弈,其中劳资双方的权力博弈是关键,当前全球劳动者普遍处于弱势地位 [10][12] 对传统“绩效决定工资”论的质疑 - 绩效考核难以客观衡量真实生产力,量化指标可能扭曲行为并抑制创新 [4][5] - 许多职业(如医生、警察、教师)的绩效难以量化 [6] - 绩效评估具有主观性,取决于管理层的偏好,可能导致能“力挽狂澜”的员工(如故事中的扁鹊)获得高绩效,而预防问题的员工(如扁鹊长兄)被低估 [7][8] - 个人绩效的达成依赖于团队合作,仅按个人绩效定薪可能引发过度竞争,削弱整体生产力 [8] 决定工资的四大底层因素 - **权力**:劳资双方博弈力量的大小,是切分组织“蛋糕”的关键,当前资方占据明显优势 [10][11][12] - **惯性**:特定工作的调薪率会持续维持,使现有的工资水平被视为理所当然 [10][11] - **模仿**:雇主倾向于调查并复制同行的薪酬标准,称之为“市场价格” [10][11] - **公平**:薪酬差异存在一个边界,普遍性的降薪会引发广泛的不公平感,因此企业危机时更倾向于裁员而非降薪 [10][11][12] 资方权力优势的具体体现 - **信息不透明**:企业将薪酬列为“商业机密”,禁止员工讨论,削弱了员工的议价能力和公平校验渠道 [13] - **案例**:2014年索尼影业黑客事件导致薪酬信息泄露,女演员查理兹·塞隆利用该信息谈判获得了1000万美元加薪 [13] - **正面案例**:胖东来实行薪酬透明化,2024年全年人员流失率仅约2% [13] - **限制流动性**:竞业协议被滥用于互联网行业乃至快餐服务员、瑜伽教练等众多岗位,限制了员工流动和议价能力 [16] - **产业链挤压**:巨头企业可能通过压低供应商报价,间接挤压产业链上劳动者的薪酬 [17] 宏观变局削弱劳动者议价能力 - 石油危机、全球化、技术进步等宏观变局被资方利用,将经济风险转嫁给劳动者 [19] - **企业利益分配模式转变**:自20世纪70-80年代起,美国企业理念从“客户、员工、社区、股东”转变为“股东第一” [20][21] - **激励机制变化**:通过将股票纳入高管薪酬,使其利益与股东一致,推动了“股东资本主义” [21][22] - **数据**:2024年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CEO薪酬中位数同比增长7.7%至1900万美元,远超美国普通员工3.6%的薪资增幅 [22] - **用工模式变化**:企业通过将制造业外迁、采用自动化、使用合同工和临时工(“非标准工人”)来降低成本,这些工人缺乏技能积累和福利保障 [22][24] 建立更公平薪酬体系的策略 - 提高最低工资、扩大中产阶级、降低高管工资,与中国“提低、扩中、调高”政策方向一致 [25] - **中国实践**:2025年初,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次均已迈入2000元 [25] - 中国将制定新规保障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超龄劳动者权益 [27] - 通过发展职业教育(截至2026年1月中国共有102所职业本科院校),拓宽蓝领工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渠道 [27]
湃书单|澎湃新闻编辑们在读的13本书:工资的真相
新浪财经· 2025-11-15 17:08
美国劳动力市场薪酬体系 - 现代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低薪问题被归结为系统性的不公平,其工资决定因素包括权力、惯性、模仿和公平,这挑战了主流的人力资本理论和职位理论[5][6] - 雇主通过薪酬保密政策阻止员工获取信息,并利用竞业限制条款和禁止挖角协议来限制竞争,从而削弱员工的议价能力[6] - 工资增长停滞和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被指向放松管制、工会权力削弱以及股东至上原则的盛行[6][8] 绩效考核机制 - 绩效考核中存在权力斗争,组织各方试图将其偏好的绩效定义施加于组织,导致“可以考核的东西并不总是值得被考核的”[7] - 绩效量化在新闻、警察、教师、医生等行业引发争议,量化的社会指标用于决策时容易受到腐败压力影响并扭曲社会过程[8] - 行业龙头企业采用的绩效定义会扩散至整个行业,员工辞职风险高,例如新闻机构普遍追逐点击率并奖励吸引流量者[8] 行业薪酬实践案例 - 美国新闻行业存在绩效争论,一方是反对量化不可量化之物的编辑部雇员,另一方是确保收入大于成本的高管[8] - 公共部门雇员如警察、教师、医生的绩效考核使用各种不完善的量化方法,并将工资与不合理量化结果挂钩,最直接的后果是欺诈与腐败[8] - 股东至上意识形态促使高管薪酬与股票挂钩,优先考虑股东利益,从而牺牲普通员工的工资增长和工作保障[8] 薪酬体系改革设想 - 针对系统性不公,提出了旨在提高最低收入、扩大中产和限制精英收入的全面改革设想,包括废除薪酬保密制、禁止竞业限制等[9] - 这些改革方案在工会力量削弱的美国需要克服更大的政治阻力[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