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改革与现状 - "7·21"汇改20周年，人民币汇率实现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的跨越式改革 [1] - 2005年到2022年初，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接近60%，年均升值幅度2.7% [1] - 2022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降逾15% [1] - 2025年3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已降至近十年最低水平 [4] -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从2022年—2025年贬值15.4%，其中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贬值12.5% [5] 汇率变化原因分析 - 需求不足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的主因 [6][7] -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下降三分之一来自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贬值，三分之二来自国内相对于国外的价格水平更低 [5] - 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自2022年屡创历史新高，但并未对冲实际的汇率贬值 [5] - 中国的外汇需求主要是进口，2022年以后货物和服务进口占据全部外汇需求的88% [5] - 决定外汇市场供求变化的力量是经营主体愿意持有外汇资产还是人民币资产 [6] 经济基本面与政策 - 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保持韧性，规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6.4%，高于上半年GDP实际增速水平（5.3%） [8] -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滑落至2.8%，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扩大至11.2% [8] - 新建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降幅从3月的-2%扩大至6月的-3.7% [8] - 扩大内需是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核心着力点，财政支出是关键 [10] - 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政府基金支出合计42.2万亿，比去年增长9.3% [10] - 下半年需要在目前发债基础上额外增加2.3万亿以完成财政目标 [11]

美方关税战背景分析 - 一季度经济形势开局良好但后续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外部冲击特别是贸易摩擦影响后续增长形势 [2] - 特朗普关税战影响需重点研究 尤其对外需的直接与间接影响 中国虽未经历如此大规模关税战 但改革开放以来至少经历两次较大外部危机冲击 [2] -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影响 1999-2001年GDP平均负拉动效应0.63个百分点 2009-2011年达1.87个百分点 总计5.6个百分点 [3] - 外需增长贡献率角度 1998年危机期间三年平均负贡献率7.77% 2008年危机期间为19.5% [3] - 假设特朗普关税冲击最终回到50%水平 初步推测此次影响可能接近1998年危机水平 但不及2008年危机程度 [4] 当前经济形势与历史对比 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 1998年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 2008年接近3600美元 2024年达1.3451万美元 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1.4005万美元 [7] - 近年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与对外"相对价格"下降为短期现象 长期应呈现升值趋势 折射经济蓄积后续较大幅跃迁潜能 [7] - 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达三分之二 城市化高潮已过 发展阶段不同意味着应对外部冲击政策选择显著不同 [7] 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不同 - 近年经济增长呈现"供强需弱"格局 供给能力增长活跃强劲 但国内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增长偏弱 此格局从2018年延续多年 [8] - 2022-2024年经济简单平均增速4.4% 显著低于潜在增速 过去七年CPI通胀增速简单平均值1.54% 2023和2024年进一步回落至0.23%与0.22%准通缩水平 [8] - 2024年贸易顺差规模创新高 出口总额3.6万亿美元 顺差接近1万亿美元 货物贸易顺差占全球36%-37% 制成品贸易顺差占全球65%-66% [9] 国际经济整体环境不同 - 美国宏观政策向传统保守主义财政思维回归 整顿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 借助原有全球增长环境扩大出口与顺差难度显著增加 [10] - 中国贸易顺差结构呈现多样化 高科技产品顺差迅猛增长同时传统中低端产品顺差快速增加 "广谱式"顺差增长显示产业结构优势 [11] - 中国与部分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经贸关系趋于紧张 2023年发展中国家在WTO对华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数达创纪录水平 [11] 政策选择空间不同 - 常规货币财政政策工具仍有不小空间 但与历史时期比较已显著收窄 工业利润增速与资本回报率持续趋势性回落 大规模工业化与基础设施投资空间缩小 [15] - 在"供强需弱"环境下消费存在明显短板并具较大提升空间 内需不足和消费偏弱存在结构性原因 [16] -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从2007年7888亿元占GDP2.9%提升至2017年57145亿元占7.0%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2006-2008年平均43.8%提升至2015-2017年平均61.0% [17] 应对策略与建议 - 应对关税战需采取直接措施 敢于抗衡极限施压 同时联合国际社会共同抵制美方不合理政策 [18] - 基于"供强需弱"特点 经济领域关键在再平衡 即扩大内需、提高收入和促进消费 [18] - 可进一步分层分类施策 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将适度比例从投资生产供给能力领域逐步转移到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方面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