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方向与核心目标 - 国家明确在“十五五”规划期间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1] - 明年将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核心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1][2] 收入结构现状与挑战 - 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占比分别为56.5%、16.7%、8.3%、18.5% [2] - 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虽同步改善，但仍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显示收入分配格局有巨大提升潜力 [1] - 技术变革与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就业岗位加速流失，人工智能可能加剧劳动力市场两极化，影响青年和大龄劳动者就业 [3] 增收核心路径：稳就业与劳动报酬 - 推动增收的重点在于稳就业，着力改善结构性就业矛盾，加大稳岗就业政策力度，保障居民劳动报酬 [1] - 明年将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 [2] - 预计稳岗扩岗专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等有进一步政策空间 [2] - 改善城乡收入差距需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应加强人力资本培育，从教育入手 [3] - “十五五”规划预计将把提高受教育年限作为重要目标，建议延长义务或免费基础教育年限，并做好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的衔接 [3] 增收核心路径：财产性收入 - 需做好稳股市、稳楼市工作，以保障居民财产性收入 [1] - 专家学者强调发挥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同时推动房地产市场企稳 [3] - 建议出台更多稳股市、稳楼市政策，稳定市场预期以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 [3] - 房地产市场体量庞大，若持续调整将影响购房者财富效应，建议继续做好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于保障性住房工作，并对部分经营主体进行针对性救助 [4] - 建议可考虑优先选择大城市，用财政或“准财政”手段为居民按揭贷款提供100个基点甚至以上水平的贷款贴息，以改善购房预期 [4] 增收核心路径：转移性收入 - 应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兜底力度，提高居民转移性收入 [1] - 提升转移性收入的重点是加大中低收入群体兜底补贴力度，建议重点围绕“一老一小”群体，提高生育补贴和农村养老标准 [4] - 在发挥再分配效应上仍有提升空间，可加大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加强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 [4]

人工智能的本质与经济学基础 - 当前人工智能主要停留在模式识别和曲线拟合层面，属于“开普勒式拟合”，而非“牛顿式理解”即解释世界背后的结构性机制[4][7] - 人工智能的数学骨架根植于经济学、动态决策理论、博弈论和控制论，是一场跨领域知识的长周期汇流，并非全新领域[5][8][10] - 智能可拆解为三个核心部分：模式识别、概括（将模式外推到未来）和决策，这些是人类智能的核心，也是机器学习试图复制的机制[6][9] 人工智能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 人工智能改变了经济学实证研究的约束条件，主要体现在数据集规模扩大和计算能力提升，使得非结构化的描述性分析（曲线拟合）成本大幅下降[18][19][20] - 然而，构建结构化的经济模型（涉及偏好、技术、禀赋等深层参数）的成本并未因人工智能而下降，这项工作仍高度依赖人类的经济学洞察[20][21] - 人工智能在求解复杂经济方程（如均场博弈、最优运输问题、拉姆齐计划）方面展示出巨大潜力，尤其擅长应对“维度灾难”，但模型设定和结果的经济意义解读仍需人类专家[14] 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的影响 - 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它更易替代低技能劳动，而与高技能劳动形成互补，这一趋势正在推动资本回报上升、劳动份额下降[8][15] - 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人工智能对于已掌握技能的人具有互补性，能极大提升其效率；但对于依赖人工智能替代学习过程的人，则可能导致其技能退化，面临不利局面[27][28] 人工智能与教育及未来技能需求 -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已产生负面影响，部分学生将其视为学习的替代品而非工具，导致基础能力退化，这对教育工作者设计有效的考核与教学方式提出了挑战[27] - 面对人工智能，持久的竞争优势在于掌握核心的“第一性原理”技能，如约束条件下的优化、均衡概念以及扎实的数学和统计学基础，这些能力能使人灵活适应未来技术变化[23][25][26] - 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的重要性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更加凸显，因为人工智能擅长执行具体任务，但构建模型、提出深刻问题以及进行因果推理和规则推断仍依赖人类的综合素养[27]

中金研究院背景与调研方法 - 中金研究院定位为新型智库 服务于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与决策 参与国际政策交流 为资本市场发展建言献策[2] - 五年来跨越全国23省67区县218个乡镇 深入330多个村庄进行实地调研[4] - 推出《田野对谈》节目 以学术为基础 结合一手调研数据解构乡村振兴问题[5] 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趋势 - 过去十几年中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呈现下降趋势 主要与人口老龄化趋势一致[6] - 工作年龄段人口收入差距较大 而退休后收入差距自然缩小 退休人口占比上升推动总人口收入差距缩小[6] 社会保障体系现状分析 - 工作年龄段人群社会保障存在明显不足 低保等支持覆盖范围和规模有限[7] - 退休老人保障水平较高 中国在该领域的投入明显高于同等GDP水平国家[8] 调研方法与数据来源 - 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持续十余年的全国范围数据 覆盖家庭经济动态变化[5] - 通过实地调研与专家对话（如西南财经大学甘犁教授）剖析农村人口流动与县域经济发展问题[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