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观点 - 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通过大规模“投资于物”实现了高速增长和工业化 但当前面临增速放缓、投资边际效益递减以及社会差距等问题 因此未来政策重点将转向“投资于人” 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 [1][3][5] - “投资于人”的提出反映了经济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 即从依赖要素投入和劳动力再配置的粗放增长 转向注重人力资本积累和福利均等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4][5][8] 经济发展阶段与政策转向背景 - 改革开放后三四十年 经济发展通过创造大量就业和人口流动（如农村向城市移民、“下海”潮）使大众普遍受益 但当前经济增速放缓 单纯依靠要素投入和劳动力再配置难以持续提升收入与福利 [3][4] - 当前社会存在城市群体间收入财富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因教育程度和地区条件导致的起点不均等问题 需要政策干预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 [5][6] - 中国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已达50万亿元 但投资回报率下降导致其增速放缓 投资方式需从过去快速甚至过度的模式转向更加适度的阶段 [6][8] “投资于人”的内涵与逻辑 - 政策将更多资源用于改善人的状况 即对人力资本进行长期投入 包括确保每个人在教育、医疗等方面获得均等机会 [8] - 在经济发展早期 物质资本积累被优先发展 如今经济总量和资本积累水平已很高 人力资本积累的优先级应更高 以实现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积累的平衡 [8] -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后 其他方面的开支和资源会相对增多 明确的方向是更多地用于改善人的状况和人力资本投入 [8]

国家宏观投资战略转向 -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并深化此命题，标志着国家投资理念正从单纯要素扩张向物力资本与人力资本协同演进深层转变 [3] - 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需深刻把握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辩证逻辑，在双向赋能中厚植发展新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动力 [3] 传统投资模式的局限与转变必要性 - 长期的赶超型现代化易形成线性增长思维，片面追求厂房、设备、基础设施等“物”的扩张，在特定历史时期曾快速奠定工业化基础，但若持续将陷入“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困境 [4] - 当前国家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攻关期，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日益完备，追加物质要素带来的边际产出趋于下降，需解决“边际收益递减”问题 [5] - 若“物”的投入速度远超“人”的培养速度，会出现“先进技术”与“低技能劳动力”的结构性错配，需回归人本逻辑，确立人在生产力系统中的主体地位 [5] 人力资本投资的战略价值 - 投资于人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跃升为标志，核心在于先进要素的优化组合 [5] - 人力资本具有“报酬递增”的特殊属性，知识与技能在使用中不会损耗，反而会通过溢出效应实现快速增长 [5] - 投资于人能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并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稳住比较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关键 [5] 物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的辩证统一关系 -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互为条件、相互渗透并可动态转化，二者紧密结合是对“主体与客体辩证关系”原理的创造性运用 [6] - 物质资本积累是人力资本跃升的现实基础，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坚实物质生产力依托，强调投资于人绝不意味着否定投资于物的重要性 [6] - 人力资本的跃升是物质资本保值增值并实现效能释放的决定性力量，高素质劳动者通过知识更新和技能迭代，能驾驭现代化的物质生产力，驱动“技术-技能”双螺旋上升 [7] 投资协同对经济循环的促进作用 - 二者结合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7] - 通过投资于物创造更多高技术岗位，吸纳高素质人才，提高劳动报酬 [7] - 通过投资于人提升劳动者的收入能力与消费意愿，转化为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真实需求，从而扩大内需、畅通循环，使经济发展建立在素质红利之上 [7] 推动协同发展的系统改革方向 - 需强化顶层设计，扭转“重物轻人”惯性，探索建立将人力资本提升纳入高质量发展评价的新机制，在财政预算、金融支持、产业政策等维度实现从“物本”向“人本”的战略性倾斜 [9] - 需以系统观念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的一体化改革，深化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健全终身学习体系，推动产业需求嵌入培养全过程，缓解结构性失业 [10] - 需推进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 [10] - 需打破体制壁垒，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公共服务均等化，畅通各类生产要素的社会性流动，让物质资本追逐高素质人才，让人力资本驾驭先进物质资本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