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转向 - 政策从单纯刺激消费转向提高居民收入 体制内管理人员月工资从11000元提升至12000元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从123元/月提高至143元/月 覆盖8500万农村参保老人 [6] - 2025年政策开始直接提高居民收入 关键看力度 特别是无差别全民保障体系的建立与提升 [8] 消费与收入关系 - 消费函数是收入 宏观文件需关注收入 体制外城乡居民是庞大低收入群体 也是拉动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主力军 [6] - 2023年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2% 2024年目标3%实际完成0.2% 2025年目标下调至2%但一季度同比下降0.1% [8] - 过去外需补内需不足 现在需内需补外需 压力可能超出预期 消费刺激不起来需考虑提高居民收入 [10] 收入分配机制 - 提高居民收入有两个战场 企业主导的市场分配和财政主导的社会分配 前者取决于市场资本与劳动密度 后者由办公室精英决定 [10] - 市场化分配是竞争性公平 取决于劳动力相对密度 宏观文件重新呼唤民营资本和外资 [10] - 财政主导的社会分配应是无差别社会公平 但需工具箱有工具且经济有效率 否则影响政策力度 [10] 经济背景与挑战 - 2024年动用基础生活项目行政性涨价如水电气煤高铁 说明仅刺激消费难以完成计划目标 [8] - 企业利润已到边际 叠加贸易战影响 不太可能大幅提高工资 力量需用在财政主导的社会分配 [10] - 贸易战背景下 对抗底气在内需 依赖国际市场低价倾销会遭西方联合反制 [8]

贸易战背景分析 - 贸易战的核心应对策略是通过高质量发展建立内需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2][3] - 现实逻辑是长期依赖外需弥补内需不足，贸易战迫使出口转内销，内需成为关键支撑 [3] 企业税收与分配问题 - 2022年民营企业总利润26600亿，缴税91412亿，税负达利润的3.4倍 [4] - 4700万家注册企业平均月收入不足5000元，低效益可能引发企业退出市场 [4] - 企业利润受压时倾向于削减人工成本，可能引发裁员降薪和中等收入群体返贫 [4] 内需不足的根源 - 高税制下行政管理支出占比过高（国内24% vs 德国2.7%），民生保障支出过低（国内3% vs 德国27%） [7] - 税收再分配失衡导致生产与消费无法形成正反馈，企业利润边际下滑和消费降级并存 [9] 国际对比启示 - 发达国家通过高福利实现税收再平衡（如德国民生支出占GDP27%），而国内社会保障支出仅占GDP3% [7][9] - 需求不足直接源于行政成本过高挤压民生投入，而非单纯税收高低 [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