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战略核心观点 -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强调“十五五”时期需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1] 提振居民消费 - 优化消费环境与创新消费场景 取消不合理限制措施 建立健全适应新业态的管理办法 [2] - 完善带薪休假落实机制 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扩大服务消费 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打造消费新场景 [2] - 拓展入境消费提升便利化水平 着力提高居民消费率 采取稳就业促增收措施提高居民收入比重 [2] - 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加大直达消费者普惠政策力度 [2] - 增加政府民生保障支出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扩大消费 [2] 扩大有效投资 - 优化投资结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打通市场准入与要素获取等堵点 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3] - 明确中央和地方投资方向 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 加强高质量项目储备论证 [3] - 加大对消费相关领域投资力度 推动投资消费良性循环 提高投资效益解决重投入轻效益问题 [3] - 完善交通与能源等领域价格形成机制 加强投资项目服务和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回报 [3] - 优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用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3] - 发挥基础设施REITs和PPP渠道作用激发投资活力 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 [3] 实施重大标志性工程 - 谋划实施战略性引领性突破性重大标志性工程项目 投资聚焦城市更新与战略骨干通道等领域 [4] - 投资新型能源体系与重大水利工程及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推动基础设施投资适度超前持续增长 [4] - 消费方面实施养老托育健康等服务消费与文旅消费配套基础设施重点项目 [4] - 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 [4]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 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消除要素获取与招标投标等壁垒 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5] - 完善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与财税及考核制度 优化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利益分享 [5] - 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 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 [5] - 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硬件和软件建设 健全流通规则和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5]

经济政策导向 - 经济政策中长期目标应是提高居民收入，而非继续加大基建投资力度 [4] - 政策重点应从倚重投资转移至提振消费，这是解决需求不足的关键 [4] - 对投资过于倚重的趋势始于1998年，2008年后其负面影响显现，导致消费占GDP比重长期处于低位 [4] 投资与基建 - 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偏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双积极”格局，重点多放在基建和房地产 [9] - 高铁等基建项目社会效益好但经济效益不佳，真正盈利的线路不多 [9] - 新基建需一分为二看待，特高压输电必要，但5G基站建设投入成本过高，一个基站动辄50万至上百万元，且生产领域需求不迫切 [18] - 资金应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而非过度投入房地产及效益不明显的基础设施 [9] 消费与收入分配 - 最终消费率占GDP比重低，居民消费占比从常规50%降至2008年后的35%左右 [19] - 政府消费占GDP比重维持在15%至20%，变化不大，消费率下降主因是居民消费减少 [19] - 中国最终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至15个百分点 [20] - 居民所得减少体现在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和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支出不足 [20] 收入分配机制调整 - 应建立基于企业、员工等各方共识，以法律形式体现的工资增长机制，使企业在利润增长时相应提高员工工资 [4][21] - 最低工资制度已覆盖全国，但标准设定偏低且各地执行不力，缺乏强制性 [21] - 调整收入分配主要途径包括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加强社会保障、减少居民负担如教育费用 [23] - 工资法规应覆盖所有企业，并调节不合理的行业收入差距，重点放在低收入企业与部门 [22] 就业与劳动力市场 - 每年有一千多万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需拿出切实措施重点解决年轻人就业问题 [10] - 失业率统计应更关注农村失业问题，大量农民工失业后返回乡村，未充分体现在城镇失业率中 [11] - 很多人到三十五六岁就难以找到工作，企业推行“996”工作制等违反劳动法的制度，政府应当干预 [14] - 中国尚未跨越“刘易斯拐点”，农村人均收入仅为城市的一半，劳动力转移动力依然存在，城镇化进程持续 [13] 房地产与地方政府 - 房地产热潮兴起与地方政府参与高度相关，土地出让金是地方重要财源 [16] - 房价收入比失衡，副部级官员和普通记者均买不起房，房价不合理 [33] - 治国理政应遵循“量入为出”原则，不靠房地产地方政府过去也能发展得很好 [17] 政策框架与竞争环境 - 短期政策应服务于中长期目标，居民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28] - “反内卷”政策被部分行业误解，本质是竞争，不应泛泛反对，否则会挫伤市场竞争活力，且往往受头部企业欢迎 [31] - 企业账期延长问题根源常在于政府拖欠款项，与过去“三角债”问题类似，因政府做了超出自身能力的事情 [30] 经济增长前景 - 每年5%的增长率在全球已属亮眼，但微观感受存在“温差”，需着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33] - 若宏观调控指导思想明确，着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经济有望在三至五年内恢复健康发展 [34]

政策转向 - 政策从单纯刺激消费转向提高居民收入 体制内管理人员月工资从11000元提升至12000元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从123元/月提高至143元/月 覆盖8500万农村参保老人 [6] - 2025年政策开始直接提高居民收入 关键看力度 特别是无差别全民保障体系的建立与提升 [8] 消费与收入关系 - 消费函数是收入 宏观文件需关注收入 体制外城乡居民是庞大低收入群体 也是拉动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主力军 [6] - 2023年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2% 2024年目标3%实际完成0.2% 2025年目标下调至2%但一季度同比下降0.1% [8] - 过去外需补内需不足 现在需内需补外需 压力可能超出预期 消费刺激不起来需考虑提高居民收入 [10] 收入分配机制 - 提高居民收入有两个战场 企业主导的市场分配和财政主导的社会分配 前者取决于市场资本与劳动密度 后者由办公室精英决定 [10] - 市场化分配是竞争性公平 取决于劳动力相对密度 宏观文件重新呼唤民营资本和外资 [10] - 财政主导的社会分配应是无差别社会公平 但需工具箱有工具且经济有效率 否则影响政策力度 [10] 经济背景与挑战 - 2024年动用基础生活项目行政性涨价如水电气煤高铁 说明仅刺激消费难以完成计划目标 [8] - 企业利润已到边际 叠加贸易战影响 不太可能大幅提高工资 力量需用在财政主导的社会分配 [10] - 贸易战背景下 对抗底气在内需 依赖国际市场低价倾销会遭西方联合反制 [8]

政策导向与工资增长 -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24条举措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明确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2][3] - 湖南 四川 山西三省2024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基准线均为6% 下线3% 上线9% 河南和天津基准线最高达6.5%[9][10] - 吉林 湖南 云南等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吉林从四档调整为三档 最高档从1880元上调至2120元[7][8] 收入提升措施 - 多管齐下提升居民收入：困难群体发放生活补贴 工薪阶层指导涨工资 拉升股市提高财产性收入[5][6][15] - 上海投入5亿元发放消费券 河南安排2亿元发放金秋消费券 直接刺激居民消费[13][14] - 9月24日出台提振股市政策 10月12日国新办发布会强调加大财政政策调节力度[16][17] 消费市场现状 - 2024年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2.1% 除汽车外消费品增长3.3%[24] - 汽车类零售额同比下降7.3%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下降6.7% 金银珠宝类下降12%[24] - 2024年1-8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8% 新房成交面积创2016年以来新低[30][28] 经济结构转型 - 基建投资增速放缓 出口面临不确定性 刺激内需成为经济增长关键动力[22] - 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8.8% 低于美国的15% 收入分配差距长期处于高位[38][36] - 工业企业1-7月利润增长3.6% 但8月开始明显下滑 前三季度利润总额仅增长0.5%[45]